近年来，医患纠纷备受瞩目。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象。

　　古代医生与现代一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要求医生重视每一位病人的生命。但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医术高明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根本。

　　古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内在逻辑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

　　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这也就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需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其实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

　　《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排在首位的就是“骄恣不论于理”。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所以古代的医生遇到这样的病人，往往敬而远之。

　　“预后”，则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古代这一行规也影响到现代医疗制度，现代医院通行的下“病危通知书”、签“手术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预后”的行规。

　　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轼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苏东坡所说的“秘所患”，以“验医能否”现象，在明清时期更为严重。

　　医患纠纷的产生原因很多，除了医生业务水平良莠不齐、患者对医生不相信，医生不负责任是古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又一原因。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载的一则医患纠纷相当典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

　　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曹某诊断。仆人素来讨厌曹某，于是欺骗曹某说，该女已嫁人，如今怀孕好几个月了。曹某到病人床前，隔着帷幕诊断，号脉后随口胡说该女已有身孕。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怀孕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

　　结果可想而知，曹某被狂揍了一顿，声望也被清空，没人再找他看病了。

　　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

　　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

　　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

　　《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其意见就是现代的第三方“鉴定报告”，直接影响医疗事故的责任确定。

　　明朝的法规在实际医患纠纷中，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书中记录了不少明朝司法案例，其中“庸医刘期兴，杖”一例，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时人何运昌请来医生刘期兴给弟弟何洪看病，结果刘期兴把何洪看死了，双方闹进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决：“刘期兴非折肱，反行妄告，依拟杖发，不许行医，库收缴。”

　　据《株洲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