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而性侵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2年6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17917人，同比上升16.61%，增幅为近四年来最低。同期，起诉猥亵儿童犯罪7767人，同比上升32.09%;起诉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犯罪2167人。

　　为有力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更好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应运而生。目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联合公安机关、妇联等建成“一站式”办案区2053个。

　　“建成不是终点，用好才是目的。”2022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意见电视电话会议，对“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规范化运行提出更高要求。什么是“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谁在“一站式”办案区开展工作?效果又如何?

　　我们能为未成年被害人做些什么?

　　时间回到2014年7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在归口办理一起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推动区公安分局实现此类案件专案专办，并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我们在办理案件中发现，被性侵的未成年人需要接受民警、检察官、医生、法官的多次询问，极易对其心理造成‘次生伤害’。”奉贤区检察院“未小贤”未检团队检察官助理戴丽回忆道，“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为这些未成年被害人做些什么?”

　　经过反复研究、走访，奉贤区检察院将建设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这一想法汇报给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并得到大力支持。

　　2015年，该院积极推动奉贤区公安分局划片选取3个派出所建立“一站式”取证场所，要求区内所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必须到对口场所进行取证。

　　“一站式”取证场所建成后即投入使用，同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办案模式运行实施细则》等多个规范应运而生，明确了“一站式”取证的操作流程、救助保护措施等内容。

　　“通过‘一站式’办案区，我们有效办理了多起‘零口供’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戴丽坦言，这也倒逼办案人员快速提升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

　　几乎在同一时期，浙江省检察机关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自2016年起，浙江省检察院在14个基层检察院陆续开展了“一站式”办案模式试点工作。

　　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睿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毛基伟看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若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就会出现自尊心下降及行为异常等问题。而“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会以孩子受伤害的程度来“量体裁衣”制定方案，并在不同阶段进行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疗，能有效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缓和并稳定情绪、改善认知、消除不良症状，快速回归正常生活。

　　让“封闭的心”开口说话

　　星星之火很快便成燎原之势。几年间，江苏、云南等地陆续建立起相关场所，虽然叫法不一，但基本都是由检察机关牵头，场所设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医院。

　　“我要报警，我女儿好像被网友性侵了。”2022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公安机关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经初步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小怀与网友王某相识于网络游戏，王某曾多次以谈恋爱为名，引诱小怀与其在酒店内发生性关系。在公安机关向小怀询问王某的相关信息时，小怀表现得十分抗拒。

　　公安机关立即将案情通报给南岸区人民检察院。该院派人提前介入侦查，并告知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一站式”办案程序。随后，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将小怀及其亲属带至南岸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点。在医生为小怀做身体检查时，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一起列出详细的询问提纲，确定重点询问内容。

　　诊室里，刚刚结束检查的小怀显得局促不安。南岸区检察院检察官走上前去，像朋友一般与小怀闲聊，并与心理咨询师一起向她释法说理，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她对立、紧张的情绪。

　　放下了心理负担的小怀在面对公安机关询问时，详细陈述了二人的相识过程、聊天内容等情况。根据其陈述内容，公安机关迅速将王某抓捕归案。

　　“将‘一站式’询问场所设在医院，能有效缓解孩子们的紧张、恐惧心理，也方便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取证和医疗。”2019年8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延萍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重庆市“莎姐”未成年人关爱中心，地址就设在重庆市中医院。

　　记者了解到，当前，各地的“一站式”取证场所都具有询问功能，一些地区也同步具备心理疏导、身体检查、证据提取等功能。

　　推动“一站式”办案区发挥更大作用

　　2020年1月19日，最高检首次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对“一站式”办案机制作出专门部署。3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下发，要求各地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并要求2020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

　　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写入法律，成为刚性规定。

　　随着各地实践的深入，“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扩展到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中，其场所建设、专业化工作团队、工作机制、综合救助体系及配套机制也在不断完善、深化。

　　“我们为一起猥亵未成年人案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争取到赔偿金、司法救助金共计19万元，并协调教育部门确保其顺利就学。”鄞州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李青谈到的这起案件发生在2017年，那时，未成年人囡囡被校外培训机构老师两次猥亵，留下严重心理创伤，不得已休学在家。

　　2020年7月，囡囡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焦虑。在心理干预下，囡囡讲出了被猥亵的事实，心理医生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果断报警。鄞州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后，依托“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引导公安机关查实培训机构老师在他省的任职情况，并通过异地发函撤销了其教师资格。同年12月25日，该教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我们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是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高发区，存在诸多乱象，便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书、联合会商等措施，与公安、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达成共识，督促各部门联合开展全方位综合治理。”李青表示。

　　伴随探索的深入和拓展，各地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这起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什么没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是有什么特殊规定吗?”

　　少数公安民警的反问令“未小贤”未检团队负责人黄冰洁倍感诧异，因为过去5年中，此类案件都是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的，无一例外。很快，黄冰洁就发现问题症结：原来，公安机关人员流动性较大，很多新民警并不了解“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

　　李青也有同样的担忧，“辖区公安机关尚未建立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队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身体关注和保护还需加强。”

　　“当前，‘一站式’办案场所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如何在‘建好’的基础上更加‘用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发力方向。”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力度，主动协调教育、民政等部门采取心理干预、身体康复、复学就业、经济帮扶等多元化救助措施，助力重归快乐生活。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皆为化名)

　　据1月12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