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无小事，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消费权益的保护。在古代，不少官员善于从小事入手，将消费者与商家的矛盾纠纷消除于萌芽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商品经济就已颇具规模。《周礼·地官》记载，当时各诸侯国纷纷设立了负责管理市场的市师、市吏、市正等职位。

　　到了汉代，主管市场的有市吏、市长、市令、市丞、市啬夫、市掾、军市令、市正等职位，负责管理市场经营活动，管理商贾、工匠等的市籍，征收市税等。当时，朝廷不仅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同时对各级市吏的职责规定十分明确，如有违反要受到惩处。

　　在《东观汉记·闵贡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市吏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例子:闵贡家贫且疾病缠身，买不起肉，每天只能买一小块肝吃，可是卖肉的屠夫嫌钱少，不愿意卖给他。安邑县令得知此事后，没有因为事小而不为，立即批示让市吏调解处理，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件小事，说明安邑县设有市吏来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对于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市吏会大胆管理，充当调解员。

　　关于肉类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早在汉代就有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

　　所谓脯肉，是古时用牛肉、鹿肉等鲜肉晾晒后制成的肉类食品，类似现在的腊肉。在保鲜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脯肉很受欢迎。这条汉朝的律令就是说，供大家食用的肉类产品，如果变质了，会使人中毒甚至死亡，必须全部烧毁。如果应该烧毁却不烧毁，那么主管者就要受到跟盗窃一样的处分。

　　唐朝更加重视肉类的食品安全，销售者如果被发现卖问题肉类，最高可判死刑。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地方任职时，就曾审判过这样的食物中毒案件。一个叫景的旅客在投宿旅店吃饭，因食用的脯肉有毒身亡。饭店老板因此被景的同乡起诉，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而老板认为责任不在自己，因为那些脯肉不是他自己制作的，而是从别处购买的。白居易接到报案后，经过认真审理，依据《唐律疏议》中的相关规定，饭店老板不知情没有责任，追溯脯肉源头，将脯肉卖给饭店的人依法进行了严惩。

　　宋朝人对注水肉深恶痛绝，《宋刑统·杂律》明文规定，销售者在畜肉里注水，要被“杖六十”，如果被惩罚了依然不改，再判一年徒刑。明朝对畜肉注水的处罚跟前朝相似，只是在力度方面多了二十杖。

　　对于欺行霸市、欺客宰客的行为，清代在京城设有专门的市场管理机构五城兵马司，负责整个京城(紫禁城以外)的治安、消防、城市管理、缉拿囚犯等事宜。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任罗城知县时曾巧断月饼纠纷。

　　于成龙在罗城县任知县时，东街的钱氏虽年逾花甲，却颇通商事。这天已是八月十四，第二天便是中秋节了，她去月中桂糕点铺买月饼。月中桂的月饼在当地很有名气，中秋前夕，买卖十分兴隆。

　　钱氏买了六十个月饼，每个五文共计三百文。不想忙乱中，双方发生争执，钱氏说已经付款，店中伙计却说没有付款。闹得不可开交，竟至扭打揪扯。这时恰好于成龙路过此地，双方拦住轿子喊冤。于成龙听了双方的供说，真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是旁人也是各执一词。

　　于成龙经过思考后，当场判旁观者每人出一文钱，代付店主，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判道:“本县审得钱氏与月中桂茶食店店伙孙小弟互扭一案，一谓早已付价，一谓尚未收到，各执一说，未能相降。询诸旁人，亦多异词。本县细核双方情节，钱氏年已六旬，貌尚诚实;店伙孙小弟在店服务，已有八年，则其人自必诚实可靠。查核情节，双方似均无误。而此三百文，必由钱氏缴上，放在柜上，而他人乘人多事忙，双方不及觉察，而被窃取之耳。故在钱氏则确已缴出，而在孙小弟则确未收进。本县今为尔等判:使钱氏再出三百文，则钱氏未免太冤;使月中桂认收三百文，则月中桂亦必以人人效尤为虑，而不肯受屈。本县观察在此店中购物者，计有三百人以上，何不人人为鲁仲连，出而一解此纷乎。每名一文，一鼓而三百文之数可足。在出钱者不过以一文之微，当必无甚吝惜，而双方争端，自可平息。为计之善，莫善于此。平讼听狱，本县之职。排忧解纷，亦贤者之责也。此判。”

　　这种众筹帮当事人摆脱困境的办法虽显无奈，但在当时技术落后、无法还原现场的情况下，也算是高明之举。 据《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