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伤害的伤情鉴定是司法鉴定中的重要内容，是查明案情、明辨是非，查找凶手、彰显正义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伤情鉴定历史久远，早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关于伤情鉴定的记载。近年，随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出土法律文献的解读，越来越多的秦汉伤情鉴定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为人所知。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部分是以问答形式记载秦国法律的文书，其中记载有对多种人身伤害行为的处罚规定。如：“斗夬(决)人耳，若折支(肢)指、胅体……当耐。”因相互争斗导致他人耳朵掉落，折断他人肢体的……应判处“耐”刑。“斗折脊项骨……比折支(肢)。”因相互争斗弄断他人脊椎的，比照弄断他人肢体处罚。“斗以箴(针)、鉥、锥，若箴(针)、鉥、锥伤人……当赀二甲。”相互争斗，以箴(针)、鉥、锥伤人的，应当判“赀二甲”。

　　这些法律详细区分了人身伤害的不同部位、伤害轻重、导致伤害发生时所使用的工具以及处理方案。这种规定与当今轻微伤、轻伤的鉴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伤情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能够有效且全面地实现罪刑法定。此外，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夺首》记载一案例：丙为夺军功，持剑故意伤害丁，抢夺丁所得的敌军首级，为了对丙进行处罚，要先对丁进行伤情检验：“已诊丁，亦诊其痍状。”意思是检查了丁，也检验了丁的伤情，这从侧面印证了伤情鉴定在案件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条文中可见，西汉在立法中已经对伤害行为进行了分类。按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分为贼伤人和斗伤人，按作案工具分为金刃伤、手足伤和他物伤，对此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对伤害行为的分类更详细，相应地会要求有更详细的伤情鉴定，以便通过客观判断伤情和伤害行为后定罪量刑。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了一起伤情鉴定案例：当事人毛某被诬告与他人共谋盗牛，被官府屈打成招，覆审时检验了他被刑讯的伤情：“诊毛北(背)笞纼瘢相质五(伍)也，道肩下到要(腰)，稠不可数，其臀瘢大如指四所，其两股瘢大如指。”毛某的背部有五处因笞打形成的交错瘢痕，从肩部到腰部，密密麻麻，臀部的瘢痕宽约四指，两条大腿的瘢痕有手指粗。此鉴定有具体位置、大小尺寸等，十分详细。

　　长沙出土的五一广场东汉简有更为详尽的伤情鉴定记录，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记录格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身体具体部位(上下左右内外中)﹢创几所﹢袤﹢广﹢深。如五一简345：“左胁创一所，袤一寸五分，广五分，深通中。”五一简614：“右足踝上创一所，袤广各五分，深至骨。”考虑到此类纠纷可能在诉讼过程中需要上级司法机关的协助，检验人员还专门制作了木俑，并在木俑上标记出创伤部位，保留伤情证据。

　　除了记录伤情外，在认定方面有严格的要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明确指出伤情鉴定的伤，需伤及血管，有流血的现象，并将伤情分为金刃伤和非金刃伤，非金刃伤还包括他物伤和手足伤。

　　秦汉时，伤情鉴定不仅有相关法律规定，而且规定越来越细致，这些都为后朝的伤情鉴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这种鉴定也依赖于鉴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规范的检验程序。

　　战国末期至秦的伤情鉴定官主要是令史，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出子》记载：“甲怀子六月矣……甲到室即病复(腹)痛，自霄子变出……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甲怀孕六个月了……甲到家里肚子痛，到凌晨，孩子流产了……命令史某、隶臣某到甲处检查流产情况。可见，令史和隶臣承担了伤情鉴定的主要工作。

　　令史对伤情鉴定应当承担的责任法律也有清晰的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记载：“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即审理案件时，故意放纵犯罪、不公正、不及时进行伤情鉴定、不彻底查清案情的，如果所审理的案件人涉及死罪，司法官的处罚是砍掉“左趾”并服徒刑;嫌犯判处其他罪名的，检验官也应同罪处罚。除了官吏外，还会根据伤情安排医生共同鉴定，“令医丁诊之”。检验人员有时还需要通过对伤情的分析，找出致伤的工具及原因，这些都需要较丰富的医学知识。

　　在伤情鉴定方面，秦汉时期虽然受科学技术的限制，伤情的鉴定有所不足，但基本形成了规范，这些规范为唐朝在伤情鉴定方面全面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长期伤情鉴定法律和经验，宋朝提刑官宋慈总结前代经验而成的《洗冤集录》，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更是后世伤情鉴定的重要标准。

　　据《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