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以来，各地高校陆续迎来2024级新生，很多学校向学生介绍了各种奖学金制度，勉励学子勇攀学业高峰。其实，古代亦有针对寒门学子的奖学金制度，包括提供学习费用、旅费以及生活补助等形式。

　　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扩大了取才的范围，把读书和做官联系在一起。为了促使本地宗族的贫寒学子能够顺利通过科考，朝廷和地方制定了各种制度，设立助学机构，从卷资、路费、贺金等方面给予贫寒读书人各种资助。

　　到了唐代，这种助学制度有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如中央资助考试落榜者回家的路费，还给一部分粮食，可以免费使用驿馆的交通工具，如果考生生病了，朝廷还免费负责医疗;地方上则免除了举子的渡船费。

　　在宋代，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政府针对那些地区偏远的学子，可以凭卷(也就是现在的准考证)免费使用驿馆的交通工具、免费借宿驿馆。朝廷和地方还专门设置了“贡士庄”与“贡士库”，扩大了资助范围，不仅包括州县的贫困学生，还包括士子，甚至扩大到士族的后人。所资助的项目甚至包含了士子的婚丧嫁娶。由于朝廷给予的补助有限，达官贵人还会解囊相助，或是将购置的良田经营起来用于资助学子求学。

　　到了明代，助学方式更加完善。“明兴以来，独以制义取士，取明经而已。”朝廷实行学田制，还大力提倡民间机构捐资助学，创办了众多义学、宾兴等助学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招收贫寒生童，为寒门学子提供读书应试的机会。万历年间，当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以及多种形式的募捐，把得来的资金一半用在教育上，有时地方上还会把没收的赃款规划到这一类支出上。

　　清朝时期，对士子赴考也有一定的资助，该项支出属于财政岁出的“科场之款”，主要包含路费、旅费、驿马等。赶考的考生可以凭借兵部火牌到驿站领马赴考，不需支付马食，回程同样照领。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经费用于资助寒门学子赴考，这些经费包括“主考路费银、科场供应银”等。

　　古代的助学制度，是伴随着汉代官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立五经博士，设置太学。此举给地方设学以积极影响，在汉政府的号令下，地方设立了各级学校，分别称为府学、州学和县学。班固《东都赋》曾对此状况进行描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众多官学也仿照中央太学的规程，一律对学生免役，提供食宿。

　　汉代的学制为后代所承袭，并逐渐演化出“膏火”这一专项补助。

　　《庄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发愤于寒窗的读书人，往往是灯火相伴，膏火两字就常常与读书形影相随，如杜甫有诗云:“不是无膏火，劝郎勤六经。”随着时光推移，膏火两字被引申为给读书人的银钱资助。最早较为完整表述膏火的，是清代诗人吴荣光，他在刊行于道光十二年的《吾学录》中云:“直省省城设立书……皆奉冒赐帑赡给师生膏火，令有志向上而无力就师各生入院肄业。”

　　清同治元年(1862年)，迫于办理洋务的需要，早期洋务派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建立伊始，该馆限招八旗子弟，但在“朝士皆耻言西学，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的状况下，问津的八旗子弟寥寥无几，于是该馆宣布入馆者“厚其薪水”，将膏火制作为吸引学生的方法之一。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也规定“建业膏火每日银一钱”。

　　1866年，左宗堂办福州船政学堂，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学堂招收的几乎全是非贵族学生，为了维持学生的生计，使其安于学业并鼓励上进者，该学堂规定:“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此后，在洋务派设立的所有学堂，无论是语言学堂、军事学堂，还是实业学堂，均实行这种包括膏火制在内的助学制度。

　　在近代学校的兴办中，在时人对西学不甚了解、风气未开的条件下，这些招收普通人的新式学堂，供给食宿并给予较优厚的膏火，在扩大招生人数并稳定在学学生方面有积极作用。不仅如此，在各学堂的管理中，如考勤和奖励学习上，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种助学制度也发挥着特定作用，比如1898年以前的京师同文馆章程中就规定:“大考、岁考、季考、月课，各学生除穿孝、完姻、告假外，俱不准托故不到，如不到者，月课罚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岁考半月，大考一月。”

　　据《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