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就可能面临寸步难行，告状无门的境地。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古人却处理了许多疑难案件，有的虽然不够科学合理，但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断案也讲证据，证据包括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检验结论、勘验笔录等。

　　到了宋代，取证的检验和勘验已经得到相当重视，法医学也开始成形，宋慈的《洗冤录》《折狱龟鉴》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汇编都相继问世。

　　不过，总的说来，当时科技落后，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证据是比较少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重视口供。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被告口供(招认)，即使没有其他可以印证的证据，也可以定罪结案。古代断案，官员需限期破案，而且实行“有罪推定”，对犯人更为不利的是，审理案子的“法官”，多数情况下也负责破案。这样办结的案子，冤案一定不少，且会导致刑讯逼供。

　　在唐宋时期，刑讯受一定的限制。比如唐朝规定，对囚犯的拷打讯问，不得超过3次;打板子的总数，也不得超过200大板;如果打200大板仍然不能得到口供，就只好取保暂放。如果罪犯是怀孕的女犯，则必须等到分娩100天之后，才能打板子拷问。

　　事实上，极少有人能挨住200大板。一般情况，几十大板足以要命，所以刑讯逼供常“屈打成招”。

　　但唐朝规定，如果拷打囚犯致死，有关官吏要负刑事责任，“徒两年”，以此制约官员的滥用刑讯。

　　不过，经验老到的衙役皂隶对于打板子也有丰富的经验，对怎样能把人打死，怎样能打出外伤，怎样能仅打出“内伤”，非常精通。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经验，帮助审案人员在不致犯人死亡的前提下逼供。

　　明朝时期，刑讯逼供被合法化了。对于死刑犯等重罪犯，明朝的法律规定，必须“严刑拷讯”，其余的则可以“只用鞭扑常刑”。

　　因为刑讯逼供合法化，官员审案，不必再多方搜求证据、分析案情，而是拉到衙门一顿严刑拷打、录下口供，就万事大吉。因此，明朝的官府，常常打得犯人“血肉溃烂，求死不得”。尤其明朝的特务审判机关，更是使用械、镣、夹棍，凶恶之极。

　　这一时期，冤假错案盛行，司法公正难以保证，因此，民间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对于断案如神、公正无私的“包青天”“况青天”的呼唤。

　　不过古代官员办案，也不乏运用刑事技术和个人智慧断案者，比如以下几个故事：

　　《折狱龟鉴》记载，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发生盗窃案，抓住几个嫌疑人，谁都不承认。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陈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祭祀完毕，用帷幕将钟遮好，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过了很久，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盗贼正是此人。

　　传说，宋慈为判断尸体是被杀后焚尸，还是被烧死的，曾将尸体喉部切开，气管中没有烟灰则说明是被杀后焚尸，气管中有烟灰和烧烫伤则说明是被火烧死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因为火灾时活人会吸入大量热空气、烟雾，造成呼吸道损伤;而没有呼吸的死人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古代还有被烧死的人“腮部发红，面呈芙蓉色”的说法，这也是对的。如果人是被烧死的，由于火场里有大量的一氧化碳，吸入后，血红蛋白跟一氧化碳结合变成碳氧血红蛋白，碳原血红蛋白颜色鲜红，所以从尸体上就能看到颜色很鲜红。

　　不过，古代一些刑侦技术缺乏科学依据，也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用银针试探人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情节，在很多古典小说中很常见，这个方法直到民国时期还在沿用。银针碰到砒霜确实会变黑，但是并非能让银针变黑的都是有毒物质。比如，凡是腐败的尸体都会产生硫化氢，硫化物与银发生化学反应，会生成黑色的硫化银，所以银针呈黑色与死者是否为中毒身亡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用银针判断是否是中毒不准确，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提起亲子鉴定，很多人会想到古代小说上常常提到的滴血认亲：小孩的血跟大人的血如能够相融，就认定双方是亲子血缘关系，否则就不是，其实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到目前为止，血缘关系的准确认定还只能通过DNA鉴定。

　　据北京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