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的白鹿洞书院到清代的诂经精舍，这些书院不仅出“学霸”，连办学理念都十分超前，用现在的话说，绝对是“双一流”。

　　最老牌的“高等学府”，得算白鹿洞书院，地处江西庐山。唐贞元年间，李渤在此隐居读书，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任江州刺史时在其旧居广植花木、增置亭榭，命名“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李氏朝廷在此建立“庐山国学”，成为与金陵国子监齐名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扩建并更名“白鹿洞书院”。到了南宋，朱熹任南康知军时，重建院舍，亲任洞主，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邀请陆九渊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南宋儒学中心。朱熹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相当于现在的校训，其中有言“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学习步骤，现在看也不过时。 更妙的是这儿的“教学模式”，不是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底下记，而是大家围坐在一起“论辩”。有回朱熹和另一位大儒陆九渊在书院开辩论赛，主题是“心学和理学哪个更强”，从早上吵到天黑，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连路过的樵夫都蹲在门口听。这种学术氛围，搁现在的大学也得竖大拇指。

　　应天书院，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这一升级，打破了书院仅为民间教育机构的局限，使书院教育与官学体系深度融合，提升了书院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应天书院以儒学为核心教学内容，北宋名儒戚同文曾在此执教，其“天下同文”的教育理念，注重儒家经典的传授与人格培养。范仲淹也曾在应天书院求学并执教，他将“经世致用”思想融入书院教育，培养了一批兼具学术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推动了宋代学风的转变。应天书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制度，包括招生、教学、考核等环节，既接纳寒门子弟，也吸引士大夫子弟，体现了“有教无类”的理念;教学中注重讲学与讨论结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这种模式，为后世书院的教育管理提供了借鉴，影响了岳麓、白鹿洞等著名书院的办学实践。

　　湖南的岳麓书院，更是“学霸孵化器”，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北宋时创建，宋真宗赵恒曾御赐“岳麓书院”匾额。南宋时，张栻主持教事，朱熹曾来此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元明时期，书院屡有兴废，阳明心学和明代实学也曾在此兴起。清代，书院成为实学与考据学研究、传播的重要基地。王文清，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他编订了《岳麓书院学规》，里面细致到“不许迟到早退”“晚上点灯读书不能影响别人”等等，比现在许多大学的宿舍管理还严。这里的“实践课”特别硬核，学生不光读四书五经，还得学骑马射箭、看地图算距离，相当于现在的“通识教育”。岳麓书院培养了众多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如王夫之、陶澍、魏源、杨昌济、贺长龄、曾国藩等人，多出自岳麓书院或与岳麓书院有着渊源，他们在不同领域推动了社会发展。难怪有人说，“一部岳麓书院史，半部中国近代史”。

　　要说“专注学术研究的特色院校”，那得数浙江的诂经精舍。这是清代阮元创办的，专门研究经学、史学和小学(文字学)，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文科”学院。跟别的书院不同的是，这儿不考八股文，而是注重古籍整理、学术研讨和论文撰写。阮元等主持者亲自批改学生文稿，评语详实，这是其重要的办学特色。诂经精舍有个叫俞樾的学生，才华出众，论文写得太好了，毕业时直接留校当了老师。俞樾后来成为晚清重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是他的学生。

　　广东的学海堂，也很有特点，是清代岭南重要的学术书院。其教学模式强调学生自主研习、选课题做研究(如经史、天文、地理、博物等)，每月一次“课期”，定期集中讨论。教师负责指导而非常规授课，这一模式突破了传统书院的八股训练，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导向，与现今“研究型”大学有相似性。难怪梁启超说，“粤东人才辈出，学海堂功不可没。”

　　这些著名的古代书院，有个有趣的共同点：多选址于风光清幽之地。白鹿洞书院深藏庐山之中，近邻飞瀑流泉;岳麓书院依傍岳麓山，与爱晚亭相距不远，学生课业之余，信步而出便能观山赏水。如此选址，既得自然之清幽以涵养心性，也暗合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至今想来，仍让人觉得雅致惬意。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书院的“经费来源”。不少书院有“学田”，就是学校名下的田地，租给农民种，收的租金用作办学经费，有点像现在的“校企合作”。有资料显示，岳麓书院学田最多时超过2000亩，光靠租金就够给老师发工资、给贫困生发助学金，不用看朝廷脸色，办学底气特别足。 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