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古时人们就十分注重邻里关系，甚至有法律明文规定要和邻居和睦相处。

　　在汉代，官府十分注重搞好相互融洽的邻里关系。西汉地节三年(67年)十一月，汉宣帝下诏说：“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历载臻兹，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他这是让各郡国将“孝弟、有行义”的人举荐上来，国家予以表彰和重用，就是为了树立起孝行仁义的典范，以倡导影响乡邻之间和睦相处。《春秋左传》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此外，汉代还要求官员在融洽邻里关系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据《汉书·薛宣传》记载：汉成帝时，薛宣任临淮陈留二郡太守时，到了官吏休假日，管理盗贼的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假，仍坐在官署办公。薛宣就教导他说：“盖礼贵和，人道尚通。”

　　到了宋代，乡村社会的地缘认同和邻里互助的观念不断增强。

　　经历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宋朝对乡里建设十分关注，制定法规，颁布诏令，重新规范乡村基层组织，在乡里专门设立了耆老，负责缉盗、教化，耆老通常是乡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为构建良好的邻里关系打下了基础。

　　宋代还明文规定乡里人们要和睦相处，其法律文书《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说：“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

　　宋时乡里的社会舆论被称为乡评，宋神宗时进士、朝奉郎刘跂在其《学易集》中记载：任之奇“从姊婿及甥婿困窭，皆以孥来寓，为之绝甘分少。至其病，护视之，且死，办后事。常质衣周贫，乡评许其好施。”是说任之奇对前来投靠的贫困亲戚，照顾倍加，获得乡评盛赞。

　　乡评无疑对村风民风的好转、促进邻里和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宋代邻里之间，相互帮助，扶危济困，共渡难关，一时成为风尚。一些官员、士大夫更是纷纷置义田、办义学，施予乡里，里人德之。据《宋稗类钞》载：尚书杨玢致仕归家，旧居多为邻人侵占，子弟想把这些乡亲起诉到县衙，杨玢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给子弟们写了四句诗表达自己的想法：“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这事就此罢了。

　　明代同样重视引导邻里和睦相处，“劝民向善、和息无讼”。明初，太祖朱元璋即颁行以规劝内容为主的《教民榜文》，其中规定了里甲、里老人初审制度：“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否则“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处断。”显然，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鸡毛蒜皮小事解决在村里，不激化矛盾。

　　明代著名廉吏海瑞曾说过：“词讼繁多，大抵皆因民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竞。而又伦理不淳，弟不逊兄，侄不逊叔，小有蒂芥，不能相事，则执为终身之憾，而媒孽讦告不止。不知讲信修睦，不能推己及人，此讼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可见明代人们已经把邻里关系的处理当作一种道德甚至是法律规范，继而成为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的一个重要途径。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