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的诉讼指导意见，被张简(化名)工整地打印在纸上;AI告知的专业术语“表见代理”“债务继承”从她口中一一蹦出，生硬紧张。

　　可庭前沟通不到5分钟，“局面失控了”。法官直截了当指出：“你告错了对象。”张简瞬间没了主张，因为“这和AI告诉我的简直是背道而驰”。

　　去年4月，她常去的美容院“跑路”，5000余元充值款追讨无门。请律师不划算，她便在常用AI里新开一个窗口，设定身份为“维权律师”，并下达第一份指令：“我是受害消费者，账户还有5000多元余额，请你帮我分析胜诉率、代写起诉状。”

　　这不是孤例。越来越多法律从业者发现：AI正以迅猛而又隐蔽的方式，冲击传统庭审规则与司法信任体系。

　　完美“虚拟代理人”?

　　抉择是否要起诉时，AI弹出的指引清晰果断：“本案胜诉率较高，建议线上立案并勾选小额诉讼程序提速。”

　　这套话术像资深律师的建议，瞬间击中了张简——AI不收费且随叫随到，在她眼中，是最完美的“虚拟代理人”。AI还能自动生成证据清单、起诉状等全套材料，逻辑自洽、专业，看似无懈可击。

　　AI再次向张简发出激励信号：“即使找不到门店出庭的人，只要品牌方作为连带责任人存在且能找到，您就可以申请对其强制执行……”

　　正反馈打消了她的顾虑，于是她按照AI的指引整理好材料，将起诉书递至所在区人民法院……

　　但现实中的进展没有AI所说的那样顺利。第一记当头棒喝，就是庭审当天，被告美容院方并未出席，仅向法院提交了答辩书。张简设想的一场双方对峙的博弈，成了她“单方面说服法官”的考验。

　　她起诉的要求，是让品牌方或现在转接倒闭门店业务的加盟店退回美容卡内余额。她在多个AI平台交叉印证后，得到高度一致的结论：品牌方构成表见代理，需承担连带责任;承接门店与原门店存在债务继承，应继续履约。

　　但在庭前沟通会上，法官打断了她的陈述：“你告错了对象。原门店已注销，应起诉其法人或投资人;品牌方与原门店的债务独立协议合法有效，承接门店无明确债务继承迹象，你无法举证，难以追责。”

　　张简止步于庭审当天，但也有许多单凭AI做法律咨询的自辩当事人，闯入了庭审的“决赛圈”。

　　当事人王廷在一起二手房买卖纠纷中，全程依靠AI自我代理，最终胜诉追回对方违约的欠款。在他看来，案情简单、证据完整，“赢面就占了一半”，而且律师费一般按照房产交易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花这些钱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要到钱款，“等于损失扩大了”。

　　引用法条出现“幻觉”

　　当事人渴望用AI在更短时间内提起诉讼，而法院却因为这些AI痕迹在核实文书时耗费海量精力——这形成了关于司法效率的一个悖论。

　　“4项材料中，有2项当事人明确在信封上写道，是基于某AI软件搜索结果所得。”法官陈樱说起这份上诉材料，内心有些复杂。

　　2025年10月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劳动争议审判团队负责人陈樱收到一份上诉材料。65岁的当事人随上诉状附了几份材料，其中不少内容的来源均标明是AI。

　　陈樱查看上诉材料，发现这是一起重复诉讼案件。相关争议已经历一审、二审以及申诉，老人的诉求均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老人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老人在AI的辅助下，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陈樱安排了一次线下接待。现场，老人多次以“根据AI所述”开篇，宣读AI拟定的上诉理由，态度坚定。陈樱发现一个不易察觉的“漏洞”：AI给出比较具体的分析，但老人只截取了其中有利于其自身诉求的部分，而未采纳大部分与其诉求不符的分析。

　　陈樱更担忧另一种情况未来会抬头：大量无资质的线上法律咨询机构低价接单，利用AI生成高度迎合当事人诉求的文书，刻意夸大胜诉概率、模糊法律关系。当事人拿到文书后预期过高，一旦判决不符，便极易质疑裁判不公，引发重复起诉等问题。

　　因为AI虚构材料而导致的证据梳理难度加大、审核时间加倍，代理律师也无法豁免。

　　上海律师陈云龙遭遇过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高手对局”。他代理一系列互联网合同纠纷时，对方律师利用AI重组海量碎片化合作记录，刻意截取支持“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片段，构建看似完整的证据链。

　　“本案中AI的表现我可以打到80分以上。”陈云龙倍感压力。他知道，面对这么复杂的“AI搅局”，需要投入海量精力去戳破证据链中的伪装。

　　他尝试抓住AI诉讼策略的缺陷：AI倾向于抓取与指令直接相关的片段，忽视证据的整体性;对于可能同时支持多种合作性质的证据，AI无法作出权衡，只提取支持“劳动关系”的单一关键词。

　　最终他通过最大程度呈现完整证据，回到双方合作事实的认定，还原了整个争议事实，打赢了案子。

　　这场漫长的“拉锯战”，涉及的关联案件开了4次庭、持续了将近一年。

　　用更缓慢的司法进程确保案件事实不受AI系统造假干扰，这几乎是所有司法人员共同的无奈选择。

　　信任正被AI侵蚀

　　时隔三个多月，张简依旧对AI保有一份难以言说的信任。她觉得维权失败和承办案件法官的倾向性判断有关：他可以倾向于用AI描述的法条，主张品牌方的责任，也可以倾向于认可门店和品牌之间的协议，两者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款，但他选择了后者。

　　当事人因为AI的法律解释不再信任法官的判决，这并非个案——在一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庭审后电话答疑中，陈樱感觉当事人很有可能正在一边搜索AI内容，一边“对抗”她的解释。“或许我们未来不是在和当事人释法说理，而是在和AI辩论。”

　　在她看来，AI生成的内容，与提问者提供的案情信息、提问方式有很大关联;当事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提问，提供的信息不全面甚至有偏向性，因此AI给出的答案往往偏向提问方。

　　“更有甚者，当事人拿着虚构的AI案例质疑我为何这么判。”上海二中院民庭法官沈永妍说，这种情形下，释法工作从聚焦案件本身，转变成向当事人证明AI生成的案例是不存在的、错误的。

　　律师曲凌刚分析这些存在AI造假的案件时也发现，AI在法庭上的露头，打破了一种既定的信任：“原本在大多数案件中，证据的真伪并非争论焦点。但现在，我搜集的一些案例中，即使一方并未表明使用AI，另一方也会质疑其证据由AI伪造。”

　　这种怀疑，也蔓延到本应目标一致的辩护律师和当事人之间。比如年轻律师李皖就总是担心客户会隐瞒她使用AI生成的假证据，被客户“背刺”。

　　北京律师韦金凤也常遇到携带AI材料咨询的当事人，他们先让AI生成思路与证据清单，再找律师“核验”，本质是把律师当作AI的校对工具。

　　AI易让人盲目自信

　　美容院维权尚未落幕，张简借助AI发起的另一起医疗维权，同样失利。

　　去年6月，张简的法国籍丈夫马修(化名)忽然半边手臂动不了去医院就医。医生在脑CT报告无异常的情况下，以“疑似脑梗”的诊断安排他住院，并进行了数日相关药物治疗。直到入院第6天，马修的核磁共振报告才表明他并无脑梗迹象，而是神经压迫症状。

　　张简在激愤时求助AI，AI立即判断“医院存在诊疗僵化、用药不当问题”。循着AI的指引，张简推进维权，再次陷入困境：医患办、调解中心均以医院“按正常流程操作”为由拒绝认可她的诉求。

　　这次，张简意识到AI的局限性。她换了一个AI聊天窗口，以“医疗鉴定专家”角色再次询问。果然，AI推翻此前答案：此次诊疗问题属于流程瑕疵，未造成重大事故，医疗鉴定成功率低，且鉴定费用高。

　　张简开始降低维权诉求。最后这场维权以医院支付1000元赔偿收场。

　　张简概括自己的两次AI维权，本质上是一场“普通人试图用技术跨越专业鸿沟”的失败尝试——AI能提供情绪价值，让普通人在维权路上获得“你是对的”的心理支撑，也容易让人陷入盲目自信。

　　曲凌刚在多年律师从业经历中深知，合理管理当事人预期是律师的核心工作。律师的职责不是取悦当事人，而是客观揭示风险，即便他内心预判胜诉率70%，也会保守表述为60%，避免其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但AI反过来在加剧当事人的不当预期。

　　面对被AI“鼓励”的客户，曲凌刚会告诉用户AI预期“虚高”的原因，客观分析打赢官司有多大把握，做好释明工作。

　　诉讼中信任的重塑，关键是让当事人清晰“看见”专业人士与AI的本质差异：有节制的共情、基于现实的风险判断……这些是机器难以企及的。

　　或许，在无助的诉讼者面前，到底选择AI还是专业的人，从来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在乎的永远是“哪个方式更有效”。“我们应该在普法宣传时就让这些求教AI的当事人知道，AI并非唯一的托底选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请法律援助律师代为出庭，这是完善的法律支持体系，远比AI好用。”陈樱说。

　　据3月8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