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枭”是指古代有组织、武装化贩卖私盐的人，在很多热播的影视作品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盐枭的历史背景，大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简单地说，管仲时期的“官山海”主要是指盐、铁两项国家专营。

　　到了汉武帝时期，数十年东征西伐导致他缺乏军费。汉武帝听从大冶铁商孔仅和大盐商东郭咸阳的建议，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笼盐铁”，也就是将盐、铁和酒的经营收归官府。

　　盐铁专营不但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同时也抑制了地方诸侯、豪强、巨贾的势力。但是，盐铁专营同样也给农业生产、工商业以及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公元前81年，大将军霍光以朝廷的名义召集“贤良文学”(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60多人，到京城与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讨论民生问题，史称“盐铁会议”。经过双方5个多月的大讨论、大辩论，会议最终决定废除全国的酒类专卖以及关内的铁官，但盐政仍保持不变。

　　唐朝初期跟隋朝一样，实行食盐无税或低税制度。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平乱打仗需要很多钱，公元758年，唐肃宗李亨任命陕西人第五琦为盐铁使开始盐税改革。盐税政策改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呼风唤雨的盐商、盐枭从此粉墨登场。

　　唐朝薛渔思在其编撰的小说《河东记》中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龚播的盐商，“其初其穷，以贩鬻蔬果自业”，后来他在河里捡到一个“金人”后，“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这里龚播捡到的“金人”，实际暗指他成为政府指定的盐商。仅仅10多年时间，龚播便从穷苦的菜贩成了四川首富。

　　然而，垄断导致的盐价居高不下等问题也显现出来。据《唐会要》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初期盐每斗要10文钱。到第五琦盐税改革的那一年，《唐会要》记载一斗盐“为钱一百一十”。

　　唐朝中后期兵荒马乱，政府职能趋弱，加上官盐质量欠佳且价格昂贵，而私盐则价格比较亲民，必然催生出私盐泛滥成灾。在一些地方，官商勾结贩卖私盐者有之，整村整坊集体走私者有之，团伙化、武装化贩盐者亦有之。

　　盐商家庭出身的黄巢科举失利，在留下一句“我花开后百花杀”后离开长安，不久后聚众数千人起义。虽然黄巢等盐商领导的农民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大致也可以看作古代盐枭最为“高光”的时刻，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

　　宋神宗时，宋王朝推行“榷盐政策”，即低价收购、高价售出，致使煮盐的灶户破产逃亡，百姓买不起盐，而官盐长期积压，损失严重。苏东坡因此而上《乞罢登州榷盐状》，要求撤销登州的榷盐政策。宋仁宗时，参知政事王随上奏说：“淮南盐初甚善……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由此可见，宋朝的官盐制度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出现私盐贩子并且演变成盐枭也就不足为怪了。

　　元朝末期，在官盐船上操舟运盐的张士诚发动“十八条扁担起义”，很快攻陷泰州、高邮。这些扁担正是盐帮成员挑盐的工具，可见当时盐帮的势力之大。明清两代，盐枭主要以盐商的形式出现，成为最能体现古代政商关系的行当。

　　道光年间，盐枭黄玉林一案更促成了清朝盐政变革。道光十年四月，湖南巡抚报称，黄玉林乃私盐巨擘，严重冲击官盐，造成税收损失，且与官吏勾结。道光帝命两江总督蒋攸铦捉拿黄玉林，彻底铲除此武装匪徒。蒋攸铦深知黄玉林与地方衙门关系盘根错节，官员亦多涉其中，一旦下令剿灭，两江有可能陷入兵变。因此，蒋攸铦提议招安黄玉林，望其归顺官府。

　　黄玉林主动投案，接受招安。随后，两江盐政在其协助下，迅速破获另一起大案，缉获盐枭12名。岂料，黄玉林接受招安实为权宜之计，两个月后，黄玉林再次谋划贩私。道光帝震怒，将蒋攸铦撤职，并委派陶澍接任两江总督，彻查此案。陶澍果断行事，将黄玉林绳之以法，终结清代最大盐枭案。

　　盐枭虽然遍布历史的众多角落，但这个词却出自清代袁枚《子不语》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盐场里的盐霸占了盐田，庙宇里供奉的关羽便到四川找来张飞合力将盐霸制服，并让周仓用铁锁链将其锁住，其实庙宇里锁住的是一块朽木，但村民都指着木头说：“此盐枭也。” 据《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