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安城，房产租赁市场异常火爆，上到高官下到百姓都十分推崇。汴州开封人郑权，唐德宗时考中进士科，唐穆宗时升任工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部长。可就这样一位权势赫赫的朝廷高官，“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就是说郑权一家老小百十来口，居然在京城长安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成了租房客。

　　大名鼎鼎的文豪韩愈听说后，很是慨叹：“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住建部部长”这样的高官都在租房子住，足可见长安房产租赁业有多发达。

　　“驻京办”也要租房

　　在长安城里，为啥会出现高官都要租房住的现象呢?因为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尤其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汇聚了大量人口，最多时人口接近百万人。这就造成了长安城的土地和住房日趋紧张，再加上住宅分配不均，部分特权阶级占有大面积豪宅，造成建房空间被挤压，所以长安的房屋租赁业才那么发达。

　　在长安城中，几乎是全民租房，官僚、商人、士子、普通民众，甚至胡人也加入租房行列。在官僚阶层，地方官到京城租房的也很普遍，各地的都督、刺史、节度使为及时了解朝廷动向，也为上供、述职的方便，往往在京师设立进奏院，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大多也都是租房。据《唐会要》卷二十四《诸侯入朝》载，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太宗对侍臣说：“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不足，必是人多怨叹。”这个记载说明，各地官员在京城租房子设立“驻京办”的事情，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为此，朝廷专门修建三百多间官舍以供其使用居住。

　　地方官调选到京同样也要租房。唐朝的铨选制度规定地方官任期结束后要到长安参加调选，这些地方官要携带家眷来到京城等待铨选调任。他们大都在京城没有房产，铨选期间自然要赁房暂居。史料中记载了不少地方官员来到京城租房子住的史实：官员程颜调选入长安“税居新昌里”，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李僖伯“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这里所说的税居、佣居、假居都是指的租房。

　　白居易“京漂”二十年

　　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柳公绰，曾官至兵部尚书，生活简朴，为人厚道，他也不轻易给家族购置房子。据《唐语林》载，柳公绰同族的后生柳应规担任水部员外郎，请求柳公绰替他在京城造一处住宅，柳公绰没有同意，回答说：“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他认为刚刚进入官府，就打造新宅，为官太张扬，还不如暂且租房子居住为好。

　　大唐经历安史之乱后，长安被战火破坏严重，官员在京师供职而无第宅的情况就更多了。在《旧唐书·宪宗纪》中记载：“内侍省见管高品官白身，都四千六百一十八人，除官员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外，其余单贫，无居室居止，宜每人加衣粮半分。”这个统计说明，大约有六成的京官没有自己的房产，靠租房子生活。其中任左拾遗的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京城的租房经历十分典型，他曾写下《卜居》一诗，以抒其情怀：“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長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白居易以诗人的亲身经历和感触，刻画出京官们租房生活的辛酸历程，活脱脱的“京漂”生活写照。

　　商人和士子也是租房大户

　　在租房大军中，商人最为活跃。商人租赁分为经营性和居住性两种。据《太平广记》载：“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下坳潛汙之地……乂酬钱三万……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道，日收利数千。”这里记载的是一个叫窦乂的商人买了一块小洼地，围着它做生意做火了，又造了二十间店面出租，因为在繁华市区，每日租金就是几千钱。除了租商铺做生意以外，很多商人为了便于经商也会租房子居住。

　　每年参加科考的大批举子从全国各地来到京城长安，他们也是租房大军的重要成员。《太平广记·薛保逊》载：“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韩愈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称：“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童仆畜马，不当京师百分之一。”由此可以判断，当时长安城中应试的举子包括其随从，大致在五千人左右。为了有把握参加科考中榜，他们往往提前来到京城，所以不得不租房居住，条件好的甚至赁一套独立的小院，以安心学习。

　　长安的租房市场管理

　　长安有这么多的租客，朝廷很清楚，所以常常会提供房源来满足租客需求。唐朝建立后，接收了隋朝大量的国有房产和无主房产，再加上没收的罪臣房产，从而掌握了大量的房产资源。对这些房产，他们除拿出部分作为政府办公场所外，剩余部分用于出租，以增加政府收入。再就是一些收入高的京官，往往拥有数处住宅，这些平日里空闲的院落，他们也会对外出租。此外，长安有大量寺院，僧众也会出租多余的空院。

　　随着长安房屋租赁业的发展，朝廷对租房市场的管理也随之跟进。长安的房屋租赁市场起初是自发形成，管理也没有跟上，后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朝廷才开始干预，在价格控制和违规扩建上都有了明确的管理机制。为了维护房屋租赁价格秩序，朝廷颁布了《禁赁店干利诏》：“南北街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即朝廷使用行政手段稳定租房价格，使市场上的房产交易得以有序进行。

　　另外，因为房屋租赁市场的繁荣，自然引发了一些人扩建房屋求利，就如同今日城中村不断加盖的现象一样。如此一来，会引发很多安全隐患。对此，唐各级政府出手严惩违规扩建行为，使政府实现了对房产源头的有效控制。唐代宗时出台行政法规：“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毀拆”。

　　为了规范房屋租赁市场，便于解决房屋租赁中的纠纷，唐代还专门设立了负责房屋租赁的牙人，据《太平广记》卷二三一《陈仲躬》载：“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牙人又称牙保，在房屋租赁活动中主要担任中介和监察角色。具体办理房屋租赁中的事项，尤其是保证税收的足额上缴，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欺诈行为，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这些措施的推出，确保了唐代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与发展。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