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齐鲁文化，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最有影响的儒家文化。其实，多年来大家忽视了齐鲁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发端于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市场经济思想。

　　首创盐铁专卖制度

　　齐国财力之富，富在资产国有化和垄断经营上。

　　齐桓公问管仲富国之策，并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之后，郑重提出了自己的富国策：“唯官山海为可耳”。管仲由此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盐铁专卖制度。

　　“官海”即齐国政府明确规定食盐属于国有，但在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官山”与此类似，国家把铁矿交给百姓承包开采，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这项政策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仅食盐专卖一项，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人头税带来的收入，为齐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官山海”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课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后世因此尊管仲为“盐宗”。

　　最早倡导专业分工

　　齐国制造业之发达，我国第一部有关制造科技的著作《考工记》可以为证，该书主要记载的就是齐国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情况。

　　齐国制造业赖以兴旺发达的“专业分工”制度也是管仲重要的富国之策。《管子·小匡》中管仲与齐桓公关于“四民分业”的一段问答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社会分工理论的先河，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管仲将齐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明确规定，四者分类集中居住，世代承袭本职且不能自由迁徙。

　　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世袭可以积累经验。人民一经分工，则士农工商分别“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以齐国的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临淄。当时，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到周边各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优惠政策刺激商贸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做足了文章，极具特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可见齐国当时不重复征税;税率则低至“五十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管子·霸形》所载“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意思就是关卡只检查而不收税、市场只登记而不收税。

　　除在税收上让利于外商，齐国还对不按照规定服务外商的官员施以惩处，与当今我国各地注重招商引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管仲将外商货物多寡与服务档次相挂钩，从而激励外商增加贸易量。《管子·轻重乙》记载：“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这就是说，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另外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则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诸如此类的规定，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奢俭并重拉动消费

　　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对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颇为重视。管仲任齐国相国时，居所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但司马迁著《管晏列传》时却说，尽管管仲比国君都富裕，生活标准也超过了他的行政级别，齐国人民却不认为管仲奢侈。

　　究其根本，在于管仲倡导的真实主张是奢俭并重，即不一味强调节用，也明确提出“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以现代观点看来，管仲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只是让“富者散资于民”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以消费促生产。

　　《管子·乘马数》有“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的语句，由此可见，管仲认为修筑华丽的台榭楼阁是调整经济的一项对策。《管子·事语》中“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台亭榭，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