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总是与“精英”“白领”画等号，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当“等客上门”时代远去，一些资历尚浅、缺乏案源的律师开始到医院寻找客户。

　　医院“扫楼”

　　穿着运动鞋、手拎公文包的李明岳一进骨科病房就凑到朱莉床前询问：“你的脚怎么受伤的?在哪条路?对方是主责还是全责?我是律师事务所的。”话音刚落，他的同伴赵慧也走进来，在一旁帮腔。没过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一个穿条纹衫自称律师的年轻男子。短短10分钟，这间不大的病房挤进3位“律师”。

　　在全国很多城市，越来越多的律师和自称“律师”的法律咨询公司人员进入医院寻找客户、推销服务，以获得案源。行业内，大家把这种做法称为“扫楼”。

　　遇到医生查房、护士换药，李明岳会退到走廊或避到楼梯口，他们要让自己在医护面前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又要在病人和家属面前显得比任何人都专业。

　　一番交谈后，李明岳给出报价，即收取朱莉最终所获赔偿金的15%作为律师服务费。而此前朱莉听到有律师的最低报价只收6%。“那个价格根本不可能做，当心被忽悠。”李明岳递上了名片。

　　从朱莉的病房出来，李明岳立刻拐进隔壁病房。这个下午，他和赵慧要跑完骨科住院部两层楼的所有病房。“有时间的话，晚上再去另一家医院。”赵慧说。

　　下沉到骨科病房发名片、抢案源的“律师”越来越多，这与行业人数激增不无关系。据202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截至2023年底，全国律师人数为731637人，而2018年，全国律师仅423758人。大量新的从业者在短时间内涌入，并没有带来更多机会，反而成为一种压力。

　　“年轻的律师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和从业经验，只能选择那些服务对象有迫切需求、对律师专业要求比较低、办案程序模式化的领域，比如交通事故和工伤案件。于是，他们走进骨科病房。”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安志军解释。

　　“低端市场”

　　傍晚时分，急诊住院部，护工推着餐车经过拥挤的走廊。李明岳瞅准时机，闪身进入病房，向一位因为车祸肩部受伤的上海阿姨自我介绍，刚开口就被打断，“我已经和其他律师签过合同了。”

　　“对方抽几个点?”他极力说服这位阿姨，“你可能合同签得太快，有点草率了。”听到对方律师抽成6%至8%，李明岳依然在争取，“多了解了解没坏处，我们律所……”阿姨有点被他说动，又担心违约“不道德”。李明岳告诉她：“他还没带你做鉴定，合同都可以退的。”

　　在医院病房，“扫楼”律师之间彼此防备、猜忌与竞争，他们像销售一样探听对方报价，然后自降身价、推销自己，甚至拉踩同行，以此抢夺客户。

　　即便刚刚“撬”了同行的客户，李明岳仍坚称自己不是行业里最“卷”的那一类。他总说自己偶尔才来“扫楼”，一个月只跑一两次，“不像有的同行早上7点就到医院，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可他对病房的分布熟门熟路，记者蹲点这几天，也都遇到他在“扫楼”……

　　律师“扫楼”本质上是一种对法律服务低端市场的争抢。北京市中闻(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斌认为，现在的市场内卷到极致，尤其是底层的法律服务，低价、恶性竞争成常态。

　　“负债上班”

　　李明岳之所以到医院“扫楼”，纯粹因为收入压力。“去年有一个月，我不但没接到新案子，还碰上退案，扣除五险一金，那个月收入是负数。”他自认比较务实，“没有案子，赚不到钱，就去‘扫楼’”。

　　前几天，山东一家律所的高级合伙人闲聊时告诉周斌，今年他律所里几位刚执业的年轻律师人均创收不到5万元，“还不够覆盖要缴的社保、管理费、个税，更不用说还要租房子。辛苦一年，到头来生活都成问题。”周斌感慨，“现在入行的律师，可能还没机会进入某个领域深耕，就已经做不下去了。”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孙承还记得自己当实习律师时，每周一都要坐一两个小时地铁去某街道进行法律服务，此外还要帮带教律师跑法院、送材料、当司机等。而他每个月只能拿到2000元实习工资，靠着家里接济才撑过一年半的实习期。2022年拿到律师证后，胡孙承没有选择成为律所的授薪律师(即领取律所固定工资的律师)或加入其他大律师的团队，而是来到上海，成为一名独立的执业律师。

　　入这行之前没人告诉他，作为一名独立执业律师，如果想要在律所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满足自家团队使用，需要租用律所外分租出来的工位，每年缴1万元到2万元的座位费;还要自己缴纳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要自己寻找案源;律所抽成律师费的20%到30%;很多律所甚至会向独立律师收取在办公室的打印费和快递费……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些过去代理费用超过万元的案子，现在已降到1000元到2000元的水平。

　　业绩不好的时候，一些年轻的独立律师自己贴钱甚至负债上班，刷信用卡生活成了常态。

　　“营销”自己

　　法律咨询公司的入局也让市场变得更加鱼龙混杂，律师们甚至不得不弯下腰来，跟那些还没跨入律师行业的人竞争。就拿交通事故类纠纷来说，早在2019年，以“公司+法律服务”模式运营的某“交通事故联盟”就打出广告，要“打破传统律师办案模式”，首创“先理赔后收费”的服务模式，在其公司介绍中还能看到其标榜的一套标准化营销话术。

　　“律师有严格的职业规范和法律规定，包括不能承诺案件办理结果，不能超高或超低收费代理案件。但法律咨询公司是企业，不受这些条款限制，他们归工商管。”周斌说，“某些公司前期会以‘包赢’‘打不赢不收钱’等话术抢客户，老百姓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律师。”

　　从律所出来后，许万林放弃成为一名律师，在河南省郑州市开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他坦言自己确实“把法律当作一门生意在做”，也看到诸多乱象。但他想为自己正名：“我们是做那些正规律师看不上的服务。一些律师收费高，服务也不透明，有的甚至没有服务，当事人问他什么，只能得到一句‘到时候等开庭吧’。我们提供服务又有何不可呢?”

　　“跟风抱怨永远是失败者。只有持续精进自己，才有希望。”李明岳说。

　　那天，他再次走进朱莉病房，正开口向朱莉的老公介绍自己，隔壁床一位上海阿婆突然大声骂：“你们怎么回事?这一天来了多少人?会影响别的病人休息。”李明岳不作任何回应，硬着头皮讲完推销自己的话。阿婆家的保姆和一旁的护工安抚阿婆：“别说了别说了，年轻人不容易，也是为挣口饭吃……”

　　据1月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