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各个朝代的反腐方法可以说层出不穷：秦律中对官吏的考核奖惩提出“五善”“五失”等具体标准;西汉设立专门访察民意舆情的“风俗使”;宋朝有较为完善的亲嫌回避制度;明朝设立都察院，其职责就是监察官员，发现贪污问题就会直接上报皇帝……这些招数效果如何?古代还有哪些治理腐败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

　　严格官员的选拔和任用

　　吏治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官员素质的高低，因而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在官吏的选拔上，诸子百家都主张举贤任能，把任用贤才看作是国家治理的前提条件。

　　例如，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明确地把“学优”定为从政的条件;孟子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才可能“闲暇无事”;墨子强调“以尚贤使能为政”;韩非子则主张官员的任用必须通过基层的历练，政府应该把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能者选拔到各级岗位上，即所谓“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关于选拔官吏的方式，秦朝以军功制取代世卿世禄制，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打开社会底层身份上升的渠道。为了防止官员以家族裙带关系假公济私，汉朝建立籍贯及亲属回避制度，这种制度行之有效，为以后历代所借鉴。

　　在任何时代，结党营私都是社会政治中的痼疾，也是滋生种种腐败、“微腐败”现象的渊薮。

　　《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了朋党的危害，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强调“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韩非子把朋党之害提升到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认为在统治集团内部一旦陷入朋党纷争，就会导致国家灭亡：“大臣两重，父兄众强，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韩非子专门探讨了对付朋党的各种“潜御之术”，如“设谏(间)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罚比周而赏异，诛毋谒而罪同”等。

　　历代统治者都把“散朋党”作为治国的要务，如《大清律》把“结交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结纳行为列入严惩的律例。

　　建立考评奖惩体系

　　建立切实有效的监察、考评和奖惩制度，这是改善吏治、克服“微腐败”的不二法门。

　　监察制度。秦朝时中央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和管理天下典册图集。西汉在秦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御史台为核心的、从中央至地方上下相维的较为完整的监察体制。唐朝时形成具有独立司法权的监察机关——御史台，其职能主要是考察官员的政绩和操守，弹劾百官违法乱纪行为。御史台从五代到宋金元历代沿置，明朝改称都察院，“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清朝的最高监察机构亦称督察院，但地位和职权相比明代都有所提高。

　　考核制度。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严格而规范的上计制度，秦朝在此基础上实行逐级考课，隋唐时有大考、小考，明清时有京察、大计。官员廉政与否是考核的主要内容和决定升迁或降职、罢免的主要依据。

　　秦律中规定考核官员有所谓“五善”“五失”，前者中有“清廉毋谤”，后者中有“贱士而贵货贝”，都是针对官员“微腐败”问题的。汉朝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善，建立了政绩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和标准，除清正、治行、廉能、勤谨等基本条件之外，还根据不同的官吏职务提出不同的要求。

　　唐朝考课制度在中国历代最为完善，形成了包括考核机构、考核方法、考核内容和奖惩标准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清朝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

　　表彰清官廉臣

　　通过廉政教育强化官员的自律意识，防微杜渐，这是治理“微腐败”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古代著名的政治思想都强调廉政教育对建立美政良俗的根本意义。秦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融合儒、道，就官员廉政教育的内容和途径进行了系统探讨，其中最基本的共识有以下三点：

　　清心寡欲，戒奢以俭。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把节欲俭身看作仕者廉政的充分必要条件。例如，司马光在其训子名篇《训俭示康》中写道：“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清朝顺治帝在《御制人臣儆心录》中告诫臣下：“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

　　敬惧修省，防微杜渐。孔子谓君子有九思，曾子称“吾日三省吾身”，时刻敬惧修省，过一种敬畏的、负责任的生活，是古代士大夫基本的人生姿态，也是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看家功夫。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把官场当做修炼身心的道场，主张通过移风易俗维护日渐崩坏的社会秩序。无论是朱熹的居敬，还是刘宗周的慎独，都是通过自我身心的打磨存天理、灭人欲，去性恶于几微之间。

　　尊贤重德，表清褒廉。在严惩贪贿的同时，历代统治者还重视扶植和表彰清官廉臣，以为民表率，砥砺风气。“廉吏，民之表也。”汉文帝在一封诏书中第一次道出了廉吏的政治品牌价值。表彰清官廉吏，为百官立楷模，成为历代统治者为整肃官场风气所采用的最有成效的手段。

　　“风闻言事”纠举官员

　　群众监督是防治各种腐败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方面古人很早就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有了考察民意、征集舆情的制度和设施：“立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政有缺失，民得书于木”。

　　西汉时政府设立专门访察民意舆情的“风俗使”。据记载，汉宣帝时曾遣使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

　　两晋时期的“风闻言事”也是利用舆情纠举官员不法行为的一种机制。“风闻言事”也称“风闻奏事”“风闻弹人”“风闻访知”等，即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

　　西汉时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举报箱”，称为“缿筒”，是汉宣帝时的名臣赵广汉创立。“缿筒”是一个类似于瓶子的竹筒，上面有小孔，可入不可出，用于收集各种投诉与检举密信。武则天统治时期，发明“铜匦”，是一个方形铜匣，类似于今天的意见箱。为保障检举工作的顺利进行，武则天还下令设置专门负责的“匦使院”，隶属中书省。

　　据《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