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衣哥”朱之文诉网暴者侮辱、诽谤案在江苏省徐州市经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公开报道，法庭上，被告人认罪认罚，并称自己骂人是“一时头脑发热”。朱之文的代理律师、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安明告诉记者，朱之文只有“依法处理”一个诉求。据了解，该案将择期宣判。

　　从明星艺人到普通百姓，在数字时代，谁都有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这种暴力不仅给受害者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名誉上的损害，也严重破坏网络环境的和谐与健康，侵蚀着社会文明和国家法律的底线。

　　2011年，朱之文参加某选秀节目，凭借出色的表现，最终夺得冠军，“大衣哥”的名号不胫而走，让他从默默无闻到全国皆知。然而，一场网络暴力的阴霾却悄然降临。

　　据公开信息，从2020年起，一位自媒体博主在网络上对朱之文及其家人展开一系列恶意攻击。她通过P图、恶意剪辑等手段，制作大量侮辱诽谤朱之文的视频。2023年，在经历几年的网络暴力并和对方沟通无果后，朱之文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将网暴者告上法庭。

　　“截至公证当天，被告人一共发布999个视频，80%以上都是辱骂‘大衣哥’的。我们按照热度的高低一共公证了284个视频，其中播放量超过5000的视频数量就达29个，最高的一个视频播放量超过21万。”杨安明说。

　　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无缘无故躺枪的大有人在。

　　卖文玩手串的河北女生小衡告诉记者，她曾被人在网上恶意造黄谣称“店主白天卖廉价的蜜蜡，晚上卖廉价的身体”，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网暴她。愤怒的小衡要求对方道歉，但对方毫无悔改之意。后来，她将对方和拒绝提供造谣者信息的平台一起告到了法院，“我一定会将此事追究到底”。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人设置群组，以“小群体”的方式进行造谣和网暴。来自江苏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就曾加入过这样的群组，群里经常组织网友随机“开盒”(通过非法手段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并在网上公布)目标，很多被“开盒”的对象他们都不认识。“这已经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发布一条恶评能赚2元，发布原创内容给5元。”张先生说。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说，网暴涉及多种行为方式，除朱之文案涉及的侮辱、诽谤外，还可能包括侵犯隐私、恐吓威胁、煽动歧视与仇恨等行为。

　　程科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侮辱、诽谤而言，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施暴者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也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比如罚款与行政拘留等，当网暴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时，施暴者还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对造谣者应当承担的责任有了明确规定，但相较于随意几句话就可能引发对他人的网暴，受害者想要维权、让网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却困难重重。

　　程科说，维权的难点首先是取证的困难，网暴者随时可能会注销账号，删除、篡改内容，导致证据难以固定，相应的取证成本也会增加;其次，网络施暴者的身份通常难以确定，匿名发言增加了追责难度，需要平台的配合才能取得施暴者的实名信息;再次，普通网民可能因维权周期长、诉讼成本高而放弃维权，即使最终司法判决胜诉，恶意言论的影响已扩散，名誉损害往往难以完全修复。

　　网暴话题备受关注，普通人面对网暴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有效治理网暴?

　　程科介绍，被网暴者在遭遇此类问题时，首先需要做的是固定相关证据(比如截图、链接等)，必要时可进行公证。也可以考虑向平台投诉，要求删除、屏蔽相关违法内容。如果涉及侮辱、诽谤、侵犯隐私、侵犯商誉等，视情节严重程度，可以选择提起民事诉讼、向有关部门举报、提起刑事自诉等多种手段维权。

　　2024年8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明晰了平台的权责。

　　程科说，平台应对遏制网络造谣负起更多责任。为了让受害者能够更好地维权，平台应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和申诉机制，确保用户能够快速举报网暴内容，并及时获得处理反馈;对于网暴内容应及时删除、屏蔽，对于确认违规账号采取禁言、封号等措施，并保留相关数据配合司法调查;严格落实后台实名制，积极配合执法机关依法提供施暴者实名信息、IP地址等关键数据。

　　杨安明说，站在网络平台角度，需要不断加大审核力度和精准度，对于类似信息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下架，并对施暴者采取一定程度的惩罚措施，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信息的传播;相关部门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规制，比如强化对网络平台审核的监管、加大力度宣传文明上网等举措。 据3月4日《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