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风裹挟着冬日的凉意钻进衣领，刚走出办公楼的倪赛男将外套收紧，直奔地铁站。她看了看时间，心里盘算着：“晚上到家，孩子估计已经睡下了。”

　　38岁的倪赛男是深圳电气设计行业的技术人员。育儿后再就业，她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托育园的支持，让我在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间找到了平衡。”她的经历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缩影。随着家庭小型化趋势加剧，我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家庭有入托需求。

　　备孕期间，倪赛男因失业不得不暂时回归家庭。孩子出生后，面对经济压力，她想重返职场。

　　“孩子调皮好动，家里老人体力跟不上;孩子感冒发烧，需要频繁请假……”回忆起刚返岗的日子，倪赛男直言“苦不堪言”。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照护婴幼儿并非易事。“回归家庭，还是发展事业”成了许多职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关卡。

　　陈美琳(化名)同样面临两难选择。她发现单位旁新开托育园后，将4个月大的宝宝送入托育机构，然而，家中只有母亲支持她。“母亲不希望我被‘困’在家里。”当时身边的人大多不理解陈美琳的做法，甚至指责她“心狠”，让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离开母亲。经过实地考察，陈美琳被托育园专业的设施和服务打动，她把家搬到了托育园附近。

　　倪赛男也将儿子送到距离居住小区步行15分钟的托育机构。“托育能让我安心上班，也能让孩子得到专业照护。”

　　记者了解到，托育服务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6个月—1岁的“乳儿班”、1—2岁的托小班、2—3岁的托大班，提供精细化照护。深圳市托育服务协会秘书长丁灵芝告诉记者，“乳儿班”的用户中，90%为双职工家庭。

　　丁灵芝说，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困境，主要集中在祖辈难以参与照护或教育观念差异引发矛盾、育儿嫂价格高昂且供不应求，以及父母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等方面。

　　李颖文在深圳一家外贸企业做产品工程师。因夫妻俩工作繁忙，育儿任务长期依赖婆婆。

　　然而，婆婆因身体原因常需住院治疗，夫妻二人不得不轮流请假照顾孩子。为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李颖文决定将女儿送到托育机构。

　　托育服务为李颖文一家提供了稳定的育儿支持，也缓解了家庭矛盾。“孩子入托后，我不用为照护问题发愁，婆婆也从繁重的育儿任务中解放了出来，家里的观念分歧少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记者了解到，许多职工选择托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能在专业的托育环境中获得更系统的成长。

　　互联网行业程序员黄希看重的正是托班的专业性。这位90后新手妈妈在送孩子去“乳儿班”前，曾饱受家庭育儿带来的困扰，“家里说方言，奶奶不太爱说话，结果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工作忙，没时间纠正，我常因此感到内疚。”

　　2022年底，黄希将女儿送入托育园后，发现孩子在与同龄人的互动中，语言能力和独立性显著提高。

　　“作为程序员，我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过去，每到下班就要赶回家照顾孩子、忙家务。现在，我和丈夫也能更专注于工作，专心冲刺业绩。”黄希说。

　　此外，李颖文还提到托班可以帮助孩子更自然地过渡到幼儿园生活，减少了心理落差。“我们家说粤语，孩子刚开始听不懂普通话。幸好托班有懂粤语的生活老师，帮助她度过了适应期。”李颖文说。

　　尽管托育服务在缓解职工养育压力方面成效显著，但行业仍面临有效供给不足、价格偏高及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民办托育机构占比高达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

　　托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成本的考验。如何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更好地托起“小家”的幸福?2024年10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范围，规范收费机制，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丁灵芝认为，推动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协作精准施策，降低托育行业建设成本，提升服务的普惠性。另一方面，应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将托育行业从业者纳入特殊紧缺人才范围，提高待遇。此外，应加强设施设备的支持，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 据3月3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