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关系在我国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借贷业的发展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

　　宋代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各类官营民营借贷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买卖、借贷、租赁、典质、寄托等所生之债非常多，损害赔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所生之债亦不少见。因此，宋代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也很规范。

　　一方面，为防止因高利借贷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宋刑统》引“杂令”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又引“户部格敕”：“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生利。”宋代民间借贷，“或始约缗钱而偿谷粟，始约粮稻而偿布缕”的情况相当流行，折算中，债主大获其利，宋代初期对此加以禁止。《宋刑统》中引“杂令”规定：“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

　　南宋时，“富室乘民之急，使之偿钱，而又重取其利”的现象更为普遍。因此，法律不仅严禁借贷中的复利，而且规定了对收取复利行为的处罚。《宋刑统》引“杂令”中规定：“若违法积利，契外制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收。”敕文规定，今后有举放，“不得虚立倍契”，凡“抑令翻契，回利为本”者，“一任取钱人经府县陈论，追勘得实，其放钱人决脊杖二十，枷项令众一月”。然而，以息为本的情况并不能禁绝，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只好再次颁布诏书：“以利为本，伪立借贷文约者，从不应为重科罪。”

　　另一方面，为确保债务的清偿，宋代法律对债务规定了特别保证责任。《宋刑统》引“杂令”规定：凡公私财物出举，“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其后又出现了“三人相保”，“连保同借”的多人担保形式。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的“赊卖之法”中规定：凡行货赊卖与人，“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话，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证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并乞严行决配。”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规定：凡拖欠官钱，以“元通抵当家业陪填，如不足，即于连保铺户下均摊”。宋神宗熙宁时的《青苗法》《市易法》中，都有“连保同借”的规定。南宋时，对债的担保规定得更明确详细。《庆元条法事类》引“关市令”：“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逃亡，保人代偿。”可见宋代担保立法有两点突出变化，一是“保人代偿”是主要的担保形式，凡因债务人逃亡或其他原因不能清偿债负时，均由保人均赔;二是强调了担保人的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即没有一定财产的人，没有充当担保人的资格，以此保证“保人代偿”的实现。由此使宋代的担保成为一种“支付保证制”。

　　此外，宋代对债务的清偿，强调官为理索，严禁债权人私自强牵债务人财物和以身代当。《宋刑统》中规定：凡“违法积利，契外制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凡“依令合理者，或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则以刑罚相加。凡不经官而私自强牵财物及身代当者，要追究债权人的法律责任。

　　宋仁宗天圣九年(1028年)诏：借贷钱物“拖欠不还本钱，官中催理利息任自私断”。南宋时规定得更明确，《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其收质者过期不赎，听从私约。”

　　这些规定既表现了官府对私债干预的加强，也突出了债负强制清偿给付，是宋代官员催逼民间私债的法律依据，突出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本质。但亦有“欠人纳尽家资，已经官释放，后别置到财产者，不在陈告之限”的规定，对“已无可责偿”的欠负，官司免予监理。

　　与如今的债务清偿责任不同的是，宋法严禁以相对固定的资产准折债负，但债主私取债务人田产、桑土牛畜者时有发生。《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以有利债负折当耕牛者，杖一百，牛还主”“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业还主，钱不追”，限制了债权人迫使债务人以物业准折债负，官府对因债负而“准折产业以还”者，都以违法论处。同时，宋代不施行“役身折酬”之法，因宋初岭南民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皆纳其妻女以为质”的情况普遍，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诏：“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有隐匿者，治罪。”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