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画家赵孟頫绘制的《鹊华秋色图》(局部)。

　　元朝在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上，有一些独特做法。作为一代文学的典范，元曲在语言上传承了唐诗、宋词，但在内容与表达上又有显著的变化，其中有大量反映山水草木方面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元朝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白朴《天净沙·秋》

　　元曲以“天净沙”写景，似乎成为一时风气。马致远因《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白朴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元曲四大家”，其曲绮丽婉约，这首小令通过撷取12种景物，描绘出一幅景色从萧瑟、寂寥到明朗、清丽的秋景图。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深知草原在生存中的重要意义，对草原生态资源的保护极为重视。为了缓解草场的压力，“牧民把所有草场划分成一个圆周，每年都按照这个圆周运动，每个季节都是在前一年同样的土地上逐畜群而行”。利用季节的差异，合理地保护草地，最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草原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元朝建立之初，以习惯法“约孙”约束人们的行为，严禁挖地、锄地、破坏草原植被，严禁放火烧荒。《大札撒》即《成吉思汗法典》，是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和建国初期颁布的一系列敕令、向臣民发出的训言以及部分习惯法构成的第一部蒙古成文法典。《大札撒》内容繁杂，刑罚严酷，其中有大量关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禁草生而镬地”，即禁止以耕作方式锄地，破坏草原植被。规定：“禁遗火而燎荒，违者诛其家。”对失火烧毁草场的，要诛其全家。据《元史·刑法志·禁令》记载：“诸煎盐草地，辄纵野火延烧者，杖八十七。”

　　元朝建立后，进一步明确各级官吏巡禁野火的法律责任。据《大元通制条格·杂令·野火》记载，大德六年(1302年)八月，中书省刑部经批准发布：“煎办之原，灶草为先。所以蒙朝廷累降圣旨，委自管民正官专一关防禁治，无令野火烧燃。”“每年八月尽间，于煎盐灶草周围依例宽治火道，及令运司提调场官人等时复巡历草场。如有野火生发，随即举申理问。”“……不将灶草搬运到灶，或已到灶，并火道已里胤火烧燃，场官、灶户赔偿当罪。”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杖立云沙，回首看山家。 ——节选自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张养浩，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被免职，散曲多写归隐生活，怀古和写景之作也很有特色。这首曲是作者隐居历城时所作，描写了云与山的相互映衬，云山缥缈的优美景色。

　　忽必烈继位后，注重改变多年战争带来的耕地荒芜、林木毁损、环境破坏，鼓励种植林木，恢复农业生产。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并颁农桑之制十四条，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还教导农民“趁时栽种”。据《元典章·户部卷·劝课》记载，朝廷要求地方“趁时多广开耕布种，开植桑枣树木。”“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

　　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大司农司上诸路“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在推行种植经济林木之外，还要求在道路两侧种植树木美化环境。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颁布《道路栽植榆柳槐树》诏书：“自大都随路州县城郭周围并河渠两岸、急递铺道店侧畔，各随地宜，官民栽植榆、柳、槐树，令本处正官提点本地分人护长成树。”“春首栽植，务要生成。”地方官不仅负责栽植树木，还要负责树木成活。《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大汗曾命人在使臣及他人所经过一切要道上种植大树，各树相距二三步，俾此种道旁皆有密接之极大树木，远处可以望见。俾行人日夜不至迷途。”

　　元朝一方面鼓励种植经济林木，一方面严格律令，对砍伐、毁坏林木的行为加以处罚。《道路栽植榆柳槐树》诏曰：“仍禁约蒙古、汉军、探马赤、权势诸色人等，不得纵头匹咽咬，亦不得非理斫伐。违者并仰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例治罪。”

　　忙拈鹊画弓，急取雕翎箭，端直了燕尾鹓，搭上虎筋弦，秋月弓圆，箭发如飞电。觑高低无侧偏，正中宾鸿，落在蒹葭不见。 ——节选自乔吉《南吕·梁州第七·射雁》

　　乔吉的这篇散曲是一幅金秋射雁图，描写猎手“慢卷”“迎头”“仰面”，动作极为传神。看到天上飞雁后，“忙拈”“急取”“端直”“搭上”四个连续动作，写出了射雁者的眼疾手快，箭疾如电，正中鸿雁，跌落在芦苇中。

　　元朝人认为“万物有灵”，对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的保护极为重视，从猎捕工具到猎捕时禁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滥杀马牛羊，甚至对病死的牛马也要检查。据《元史·刑法志·禁令》记载：“诸打猎及捕盗巡马弓手、巡监弓手，许执弓箭，余悉禁之。”元朝还明文规定：“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私宰官马牛，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八十七。”

　　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下旨：“凡耕佃备战，负重致远，军民所需，牛马为本。往往公私宰杀，以充庖厨货之物，良可惜也。今后官府上下、公私饮食宴会并屠肆之家，并不得宰杀牛马，如有违犯者，决杖一百。”元朝禁止捕猎怀胎母兽及幼仔，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下诏：“禁畏吾地禽兽孕孳时畋猎。”还规定：“禁休杀母羊。”据《元典章·刑部·禁屠杀》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颁旨：“休杀羊羔儿吃，杀来的人根底打一十七下……”

　　元朝施行“取有时”的围猎政策，即春夏不围猎，《大札撒》要求：“从冬初头一场大雪始，到来年春牧草泛青时，是围猎季节。”据《大元通制条格》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规定：“九月、十月、十一月这三个月围场者，除这三个月外休围场者。”

　　元朝还对一些特殊鸟类加以保护，如《大元通制条格·杂律》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下旨：“有海青呵，休教货卖。”海青即海东青，学名矛隼，一种中型猛禽。元大德三年(1299年)七月，为了消灭蝗虫，还就“禁捕秃鹙”下旨——将保护益鸟与治理蝗虫结合，体现了治理生态环境的智慧。皇庆元年(131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旨：“迤南天鹅、鹚、鸦、鷤、雁、鸭等，依在先例禁了，休教打捕……”雁、鸭可以打捕，对天鹅等珍稀鸟类明令禁捕。元朝还施行放生政策，元英宗硕德八剌至治三年(1323年)曾一次放生十万只“笼禽”。据《元史·英宗本纪》记载：“至治三年夏四月甲戌敕放笼禽十万，令有司偿其直。”

　　元朝虽对禁捕有严格规定，但弛禁有节，遇自然灾害时，放宽对相关地区的禁猎，忽必烈曾三次下诏“弛禁”，“惟勿杀孕兽”。元成宗铁穆耳也推行过“驰禁”政策，据《元史·成宗本纪》记载：“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仍免太原、平阳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放松对“渔猎”的管制，多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救助措施。

　　据《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