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的守望者

分类:5版 民生社会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2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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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窟壁画修复师开展日常养护工作。 受访者供图

  新疆木扎提河北岸,有一片秀颀的白杨,在延绵苍凉的明屋达格山脚下,与克孜尔石窟相守相望。

  这片白杨与土黄色的山体交相辉映,在孤独而漫长的岁月中,守护石窟,经历风雨。

  与这抹绿色共同守护石窟的,还有这样一群无名的人——石窟壁画修复师。

  他们将自己视作普通的文物工作者,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石窟壁画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化遗产“修复如初”的圣手。他们之中,有扎根大漠数十年的老者,有跋涉西北几千公里的年轻人,他们与我们一样,生活在信息时代,体味着既姗姗来迟又蜂拥而至的现代文明。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在时间定格的方寸之间,连接数以千年的历史。

  克孜尔石窟所处的拜城县克孜尔乡,地处古丝路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节点。其石窟艺术始兴于汉,繁盛于唐,不仅客观展现了佛教文化东渐传播和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发展轨迹,还见证了公元3至14世纪期间佛教在新疆传播的历史。

  这片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石窟群,现存石窟349个,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日、德、英等国的探险队来华考察探险,使中国文物蒙受巨大灾难,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克孜尔石窟首当其冲。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让这些曾经辉煌的石窟壁画变得斑驳、褪色,甚至有些部分已经残缺不全。时光,似乎也在壁画上慢慢凝滞。

  游人散尽后的克孜尔是安静冷清的。夕阳的余晖为石窟所在的山体披上一层金色纱幔,只有修复师在幽暗的洞窟中,三三两两,找寻着散落在时光里的故事。

  修复

  7月,克孜尔最高气温逼近40℃,用于修复石窟的材料更易干燥定型,因此,这是一年中最佳的修复时机。

  37岁的修复师杨杰攀上十余级陡峭的台阶,来到一处洞窟,准备开展石窟的日常养护工作。作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所长,每年修复期,他几乎每天都要来石窟,去除失效历史加固、治理壁画局部病害。

  克孜尔石窟历经千余年沧桑巨变,相对于自然因素,外国探险队的野蛮剥取才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致命一击。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外国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篇,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本身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这些外国探险队携带文物归国后,经相关整理研究,出版考察报告及研究报告,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地区石窟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

  外国探险队的劫掠行径,引起国内学者及爱国志士关注。1928年至1947年期间,先后有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韩乐然等团体和个人,考察龟兹地区石窟寺,开展临摹、拍照、洞窟编号等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克孜尔石窟保护、管理、研究加速推进,逐渐在艺术界及学术圈为人所知。

  除尘、注胶、加固……在昏暗而静谧的石窟中,杨杰和修复师张文爱、汶攀峰、张小江、毛涵智等各司其职。

  一些石窟壁画由于“年老多病”,颜料层可能会一片片翘起,逐渐变得酥软,甚至外界的震动过大都会掉落。汶攀峰拿着特制的清洁工具,轻柔地擦拭着壁画表面的灰尘和污垢,生怕损伤这些艺术珍品的一丝一毫。随着灰尘的散去,壁画中的人物轮廓逐渐清晰。

  午后,炽热的阳光让大漠变成一个巨大的蒸笼。张小江再次走进石窟内,借着冷光灯的光线,开始修复壁画。他的每个步骤都小心翼翼,“墙壁上现存的壁画,局部存在地仗层酥碱等病害,需及时治理”。

  在角落里,团队中目前唯一的女修复师张文爱仔细观察壁画上细微的裂缝。她拿起一支注射器,将特制的黏合剂缓缓注入裂缝中。

  灯光从头顶洒下,照亮斑驳的墙面。洞窟内搭起高高的脚手架,用凳子改造的工作台上摆满图纸和各种修复工具。汶攀峰说:“当亲手修复的壁画露出原貌,特别是在壁画中有新发现时,会高兴好几天。”

  扎根

  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坐落于远离城市的僻远之地,这里的修复师,基本是在年轻时来到大漠。他们如同寻到沃土的种子,在石窟壁画这棵参天大树旁扎了根。

  杨杰所在的研究所,设在克孜尔石窟所在的明屋达格山脚下。所里的人们,有的是因为对艺术的追求,有的是被克孜尔石窟的神秘吸引。

  投身于石窟保护工作,在杨杰看来,源自一次机缘巧合。十几年前,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到他的学校招人,杨杰学的正是文物保护专业。于是,他与同窗决定到研究所工作。“最开始,我是坐不住的。”在早期的学习阶段,杨杰很难适应这份工作。受到所里经验丰富的修复老师们的影响,他开始改变:“老师们坐在壁画跟前,一坐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那种专注让我大为触动。”

  修复壁画,就像是另一种格物致知。杨杰说:“可以一直学习新知识,自己也上手做一些修复工作。慢慢发现,真正投入其中时,时间的流逝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谈起选择文物修复工作的初衷,去年刚到所里的“00后”小伙毛涵智说:“小时候,我就对那些古老的物件充满好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好奇逐渐转化为一种热爱,让我决定选择文物保护事业。”

  对于同在研究所工作十几年的苗利辉来说,初来这里时,简陋的设施和艰苦的环境让他着实有些吃惊。但是,当他踏入石窟,仿佛穿越时空,被眼前精美的壁画和神秘的氛围所震撼,壁画描绘着文明的起承转合,似乎在诉说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

  “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有很多歌舞场景,乐伎、舞伎经常出现,说明当时歌舞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很重的分量。”苗利辉对壁画内容如数家珍,“出现在龟兹石窟壁画上的乐器有20多种,包括各式的箜篌、琵琶、阮、鼓、铃、钹、笛、箫等,舞蹈多以飞天姿态呈现。”

  看到壁画的那一刻,他们决定,用一生守护这里。

  寻志

  “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一代学人的精神特点。对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修复师来说,其毕生所寻求和践行的,正是这种“志”。

  回忆起第一次修复壁画的场景,修复师们都刻骨铭心。“那天,我特有信心,想大展身手。师傅让我先在旁边看,可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上手了。结果,一天就修完一整面墙!”让汶攀峰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天,师傅找我谈话,说我干得太快,不能那么急,要更加细致。”

  “静”,是修复壁画给人最深的印象。克孜尔的大多数石窟,开凿于却勒塔格山深处。壁画修复师要日复一日地面对壁画,陪伴他们的只有寂寥的风声。

  “修复一件文物需要清理、填补、加固、回贴、做旧等多道工序,耗时较长,必须静下心、坐得住。”张文爱觉得,“文物修复工作并不难,难的是坚持。”

  “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也许只能修复硬币大小的壁画。”汶攀峰回忆道,他修复一块带有金箔的壁画,其因烟熏残损,上面的金箔已经看不清,需要一点一点修复。“修复这一块,前前后后花了20多天。修好后,感觉壁画里的人好像活过来了。”

  壁画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跟当时的画师对话。苗利辉说,石窟壁画中记录着佛传、因缘故事,很多故事都传递了正向理念,“比如,第14窟的壁画绘制了‘狮王舍身不失信’的故事,它表现的是狮王信守承诺保护小猕猴,面对鹫的侵害,舍弃生命换小猕猴安全”。

  对于重点监护的洞窟,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查看。今年3月至4月,阿克苏地区频繁发生地震,震中大多集中在克孜尔,给石窟带来一定损害,杨杰和团队忧心忡忡。

  4月10日,阿克苏地区遭遇5.6级地震。震后不到半小时,研究所保卫科、保护所等工作人员就冲到山上开始巡查。他们轻踮着脚,生怕惊扰这沉睡的历史。

  即便是石窟中一粒不起眼的沙石,也经历了千百年漫长岁月。在这方寸之间的壁画与悠久的历史长河对比中,修复师们慢慢有了一种对有限和无限的敬畏。

  日常

  在研究所工作,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壁画修复本身的技术难题,还有野外修复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初来这里,地域的偏远和不便,远远超出毛涵智的预期。“刚到克孜尔时,单位派了一位师傅来接我。”他坦言,“师傅说着一口带有浓厚本地口音的普通话,我几乎听不懂。走着走着,手机信号突然没了,感觉很无助。”

  油条、馍馍、馕是他们进山修复石窟一天的口粮。一些石窟位置偏僻,上山的道路崎岖难行。“每次去更偏远的石窟,像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汶攀峰感慨,“我们要扛着数十公斤重的工具和设备,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些石窟站点需要工作人员长期驻扎。在那里,多数没有自来水和厕所,洗澡要一个星期去城里一次,吃饭也得自己做,食材两三天采购一次,“有一次,我在一个没有信号的石窟站点工作了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仿佛与世隔绝。”张小江说。

  长期野外工作,修复师们的身体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人患上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

  张文爱从事这份工作已有15年。夏日的正午,阳光炙烤着大地,而在石窟中干活的她却穿着长袖。“在石窟坐上一会儿都会觉得凉,现在,我不但自己穿外套,还叮嘱同事也穿外套。”她说。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在家人身边。“一年到头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杨杰说。

  研究所里的那片白杨林,是修复师们和研究所工作人员亲手栽的。碗口粗细的白杨,在大漠中倔强挺立。

  每年开春,他们扛着树苗,拿着铁锹,在这里一起种树。张文爱回忆说:“那时候,大家至少要共同劳动一个星期,一起种树、施肥。”至于种了多少树,她摇了摇头:“记不清了,只知道每一棵树,都有我们的向往和期待。”

  赛跑

  新科技的加入,为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修复保护工作带来新机遇。以往,研究人员或参观者不远万里来到当地才能一睹壁画风采,如今,虚拟现实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为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了更多方向和模式。

  放眼望去,研究室内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壁画的高清图像,修复师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分析和研究壁画。借助无人机,全方位拍摄石窟得以实现,从而能获取更为准确的病害信息。3D打印技术的引进,则帮助修复师们制作出更加精准的修复模型。

  文物保护工作如何开展?一种观点是:历史留下它们是怎样的,或许,它们就该是怎样的。

  在壁画修复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是重中之重。杨杰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尽量少干预。比如,需要加固时,选用无色、易渗透的加固剂,确保加固渗透后,表面不会形成膜或产生眩光”。

  新学科的融入也为保护工作注入新活力。“这一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范畴,而是涵盖了化学、材料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毛涵智举例,化学知识有助于分析文物的材质和化学成分,材料学为选择合适的保护材料提供依据,生物学在处理与生物相关的病害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修复壁画,归根结底也是探寻真相。”对于工作的特点,杨杰有自己的认知,“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发散思维和想象空间,而是更注重从本质上去理解壁画的制作工艺和材料,以便更好地保护和修复。”

  杨杰感慨地说:“研究所管辖着 9处石窟,壁画面积近 8000平方米,分布较为分散。十多年来,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安全隐患得到解决,壁画也得以有效保护。这是最值得欣慰和高兴的事。”

  克孜尔石窟脚下,挺拔粗壮的白杨向上生长。它的枝干犹如岁月的褶皱,记录着悠悠时光。微风吹过,白杨林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诉说着石窟的千年过往。

  据7月24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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