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瞧民国时期的冬季取暖，那时的人们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方式取暖，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还很时尚，同时也体现了贫与富的差异。

　　民国时期的取暖“神器”。资料图

　　铁制火盆和竹篾烘篓

　　在技术水平相对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最普遍的取暖方式是烤火，最常见的烤火工具就是火盆：生铁铸成，中间呈锅形，边沿宽而平展，铁盆里烧木炭，放在木火盆架上也方便烤火时踏脚。这种火盆在南方大部分地方都很流行，就现在看来，也是很时尚的，笔者小时候家里还有泥制的火盆。

　　我国北方著名的城市——山东省济南市，冬天寒冷是出了名的，老舍先生曾写过《济南的冬天》，可谓对此感触颇深。冬天一到，济南的老百姓便摘下屋门口挂的竹帘子，换上风门子，这样便于保暖。除去挂布门帘，老百姓也会在屋内烤火盆取暖，他们用的一般都是铜火盆，档次比铁火盆稍微高一些，火盆里烧的也是木炭，俗称荆炭、钢炭，意思是耐火撑烧。铜火盆直径约60厘米，边沿宽10厘米，且有精致的花纹。火盆一般放在八仙桌下，盆里放上木炭慢慢燃烧。人们围坐在桌子周围烤火取暖，有时还会在火盆的沿上放上地瓜和花生烤着吃，边吃边聊，漫漫冬夜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在南方，一般老百姓的家庭住房较窄小，家里放不下火盆，就用烘篓和烘篮取暖。烘篓和烘篮一般用竹篾编织而成，大的烘篓有桌子高，烘篓内放着燃炭的钵子有小号脸盆那么大;烘篮只有七八寸高、放碗大的小钵子燃炭。无论是大烘篓还是小烘篮，在里面放上烧红的炭火，暖烘烘的，大烘篓放在室内取暖;小烘篮提在手上暖手，或者放进被子里暖被窝，或者烘烤湿衣服，都很方便。冬天，人们常常烧一把红旺旺的炭火，放进烘篮的碗砵里，手提着串门聊天儿，还顺便烤上几个土豆红薯，一路上，炭火香伴着红薯香，别有一番风情。

　　闽南地区，冬天虽然极少下雪，但寒冷仍然让人难以忍受。民国时期，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提着一个竹编的烤火篓取暖。晚上睡觉，都要用一个铜质的、扁圆的容器，装些炭火，再包裹上几层布料，放在孩子们的被窝里，先给孩子们暖床。白天出门时，人们都会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手上提个烤火篓，有些人讲究一些，会在炭火里放些香料，一路热气一路香气，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烟煤炉子与锅灶暖炕

　　除了火盆和烘篓，各地的老百姓取暖都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老百姓怎么取暖呢?冬天天寒地冻，用炉子取暖十分常见，一般都是小白泥花盆炉子，这种炉子后来全部被铁炉子所代替。早些时候的炉子没烟囱，添煤时要将炉子移到屋外。因此，煤气中毒似乎是难以避免的。火拢得旺旺的，门窗又都关闭得严严的，晚上睡得太沉，煤气中毒现象时有发生。北京人生火，往往由头年的十月初，一直烧到次年的二月初，差不多得烧五个月，要不怎么说冬天苦长呢。

　　在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最常见的取暖“神器”，还有热烘烘的火炕。在普通人家，为了节约薪炭消耗，习惯于把锅灶和睡觉的炕连为一体。这样，在做饭的同时也把火炕烧热了，一举两得。北京大杂院中住两三间屋的人家，也是多在里屋窗下砌砖炕，炕沿中间下方开一个小方洞，内有通往炕四角的坑道，余烟从东西山墙处随烟筒排出。北方称砌火炕为“盘炕”，盘炕的以京东的卢龙人居多。卢龙人盘的土炕，眼顺、火旺且不易倒烟，也算一绝了。

　　那时，天津三合院的火炕和锅灶，与其他北方的暖炕有所不同，他们多为里外间联通样式。灶台，俗称锅台，在外间屋，与里屋的火炕通过烟道相连，火炕上冬季铺着棉褥，下边垫着“蒲帘子”，一般老人或孩子睡靠近灶台的炕头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最暖和。白天，被褥叠好后，放在火炕左上角靠里位置，其他炕上位置作为放饭桌吃饭和聊天的地方。而单间式炕头处有一凹窑放锅做饭，平时用箱式木盖盖住，上面睡人，俗称“锅台箱子”。天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近郊周边苇塘多，多产芦苇、杂草及秫秸，这些都是天津人冬天的好燃料，所以天津人多用柴灶做饭，炕灶多以芦苇杂草和秫秸作为燃料。

　　据民国时京剧评论家丁秉鐩在其《烧饼麻花儿和豆皮儿卷馃子》一文中回忆：“天津人用柴灶做饭，一个大铁锅，下面有个锅腔子，燃料用秫秸，或是苇杆。有的人把铁锅砌在土坑上，锅底下的灶口通到坑洞，晚上烧一锅水，把坑也烧熟了，睡在上面很舒服，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原始的‘暖气’。”

　　汽炉取暖与供应暖气

　　相较于老百姓的取暖方式，富人取暖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样是在南方，汽炉已成为民国时期富人取暖的标配。1936年6月5日，湖南《大公报》上一则广告很醒目：“冬天，暖屋的器具，以汽炉最善，孔士洋行最全。用以上的小锅炉，可能供给满屋温暖，用炭不多，受益很大。”这家号称销售汽炉产品最全的“孔士洋行”是德国的一家公司，湖南有他们的代理商。6月份时，孔士洋行就提早在报纸上打广告，开始大肆宣传。这里的汽炉，就是小型蒸汽锅炉。当时是很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这种汽炉取暖效果怎么样呢?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秘书的许宝蘅，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写到，“因为白天在汽炉的房间里受热，竟然感冒了”，可见汽炉取暖效果还是很好的。鲁迅先生对这种洋玩意儿也是很留意，他曾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汽炉。1925年，他在文章《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讲到伺候人的辛苦，说要“冬烧汽炉夏打扇”，可见汽炉已是富人普遍使用的取暖用具。1932年，居于上海的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也提到，“在流徙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气，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由此可见，那时候的上海旅馆就已经配有了汽炉。

　　如果说南方的富人使用汽炉取暖已经很时尚了，那么在北京的富人则更胜一筹，因为当时的一些北京人甚至都用上了暖气。

　　据《当代北京民用能源史话》记载，北京采取集中供热方式要追溯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时位于东交民巷的俄国道胜银行采用低压蒸汽锅炉供暖，用一台小锅炉分别为整栋办公楼供暖，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锅炉的供暖单位。后来，东交民巷各使馆、北洋政府旧议院、机关和清华学堂、北京饭店、京师大学堂、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引进和建立锅炉房，安装暖气设备，使用上了暖气。到了1919年，美国人建立协和医院时，就在医院建了地下锅炉房，安装了5台分别为5吨的锅炉，用于蒸汽发电、取暖以及炊事洗衣等。

　　那时北京市也只有少数机关、学校、医院、饭店由分散小锅炉供暖。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市现代大型建筑物数量不多，民用供热也没有较大的发展。全市有房屋2050万平方米，约有103万平方米由分散的锅炉供暖，供暖面积仅占全部建筑物的5%。

　　北京的大学取暖情况怎么样呢?北京大学的宿舍条件较差，八个人住一间宿舍，冬天很冷，又没有暖气，需要生煤球炉子，所以家境稍好一点的北大学生都不在学校住宿。而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周围都是农村，民居很少，因此清华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住校，清华大学的住宿条件相对北京大学也好得多。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住一间房，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澡间，最重要的是有暖气——在当时还叫水汀。冬天时，清华大学的暖气烧得很好，据说清华大学当时的暖气烧得比北京饭店还热，冬天住在宿舍里非常舒服。除了清华大学，据说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条件也很好。

　　北京人用上暖气得益于帝都的风范。而对于位于南方的长沙市来说，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曾经下令给长沙市民免费供暖，如此“受宠”是因为什么呢?原来，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其间，有前后20万余人前往长沙避难，早在当年5月，民国政府就注意到这些难民很可能无法忍受长沙的寒冬，于是要求长沙政府必须立刻拿出措施应对。对此，市政府专门求助于当时著名的热电专家甄梅雍先生。甄梅雍用3周的时间，设计出了新河热电厂，并迅速落实建设，新河热电厂建成后，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电能，且于当年11月13日开始向5.6万余栋房屋供暖。此次工程被称为文夕供暖工程。

　　对于此事，《中央日报》曾高度赞扬：“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