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出版的孙宅巍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

　　(资料图)

　　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中，有一个主攻“人数”的人——孙宅巍。孙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机关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岁的孙宅巍“归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40年时光如梭，孙宅巍专注一件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主攻“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他从细数埋尸记录到细究放下武器却遭屠杀的士兵，以“数”证史，日积跬步，垒土成山。

　　最新成果：872、599、77

　　南京大屠杀中的872次屠杀暴行、西方人士记录和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这是孙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三组新数据均为首次提出，以新的视角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第一组，日军在南京不同地点进行的872次屠杀。包括160次集体屠杀(注：10人以上的屠杀为“集体屠杀”)与712次分散屠杀。南京审判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仅列出28次集体屠杀，较孙宅巍统计出的160次集体屠杀案例，在数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该附件中列出分散屠杀案例858次，但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孙宅巍以屠杀地点为“坐标”，统计出分散屠杀712次，即“一地一例”。

　　第二组，西方人士记录与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有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一般为444条，在孙宅巍看来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国际委员会相关人士文献，完整展现了“原件编有序号的470件日军暴行”，又进一步发现大量未规律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与记录，它们散见于各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的日记、书信中。经仔细搜寻、梳理，又得129件。两项数据相加，共计599件。

　　第三组，77个放下武器却遭到屠杀的军警的姓名。在关于战争的统计中，有一类死难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在战后开展敌人罪行调查时，由于军人没有户籍，要从“死难者名录”和“殉难将士名录”中确认被屠杀者中的军人身份。30万死难者中大约有八九万名军人，然而他们姓甚名谁?“我之前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成了我的一个心病。”孙宅巍说。

　　近年来，他在著述《南京保卫战史》和编撰《南京保卫战全史》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参加南京战役的11支不同建制部队的参战人数、损失人数与最终撤退至后方的人数。再结合各种资料，首次列举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的52名军人和25名警察的姓名。

　　四个渠道“数”尸体

　　40年来，孙宅巍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与“证”进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中，分量最重的内容就是“人数”。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明史的屈辱回忆。然而人数问题，一直是绕不开的争论点。

　　面对日本右翼挑衅，历史学家深感重任在肩。“对这一数字的实证研究，仍势在必行。”孙宅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第一种方法难以实现，没有谁能看到多少人被杀害，日军即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不会公布。

　　那就只有数尸体了。孙宅巍这一数，就是几十年。

　　他统计了死难者尸体收埋与处理的四个渠道，包括慈善团体、市民群体、伪政权机构与日军部队。“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为了确保数字不出错，甚至专门安排人计数记录。”孙宅巍说。

　　随着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孙宅巍发现：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了19.8万余具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权机构共收埋了1.6万余具尸体，扣除明显重复交叉，总数已达24.6万余具。此外，他还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35宗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说，还有被毁弃的尸体。考虑到有关毁尸记录相互之间重复的可能，以及毁尸与部分埋尸数字之间交叉的可能，认定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日军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另外，还应充分估计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没有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尸体处理的数字中，如已被亲友个别、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面广量大、不可忽视。

　　孙宅巍说，上述各种记录与统计，足以印证“30万”这一死难者的规模与层级是确定无疑的。

　　40年打一口井

　　“打捞”史料40年，孙宅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被安排参与这一重要工作。

　　历史研究者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爬梳中逐步廓清历史。中方档案资料，如南京审判的判决书、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日方相关资料，如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战斗详报;西方人士相关资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都是孙宅巍反复查阅的对象。

　　孙宅巍特别注意分类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方方面面的资料。只要看到掩埋、处理尸体的记录，他就会立刻摘记下来，确保每条资料都不会“走失”。

　　常常为了一个案例，孙宅巍要把一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甚至不止一遍，只为交叉查证、反复对比。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使他走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事业的道路;《南京大屠杀》是在他的设计、主持和主编下，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完成的史学专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则是他独立完成的一部史论性专著。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干小目标，“我是一个五脏六腑不健全的人，却一直想写一本又一本完整的书。”孙宅巍说，我们这代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研究过程很辛苦、很复杂，但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四个字——以史为鉴，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允许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重演，要让和平的阳光沐浴大地。这不仅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的胸怀，也是饱经沧桑、饱受灾难的南京人民的胸怀与愿景。 据12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