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节目之后，于洋收到了许多骂声，他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我不是想抱怨，抱怨也没有用，只是想用我的故事提醒一下别人。”

　　11月9日，于洋接受一档网络节目访谈，面对镜头，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的犯罪成本到底有多高?”

　　窘迫：一年被辞退十几次

　　前科人员就业有多难?于洋举了自己近一年的经历做例子。8月2日，他前往北京市面试某买菜平台的工作，因为有犯罪记录被拒绝;9月1日，他前往某食品厂从事小时工，干了一天后被辞退，正常日薪160元，于洋只收到100元。

　　被辞退、被拒绝，于洋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在他看来，公众普遍对犯罪记录可能造成的影响认知有限，除了保安、教师、公务员这些有明确规定前科人员不得从事的工作外，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作都不接受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只要企业做背调，一定能查出来。”

　　作为资深“北漂”，于洋对北京市的就业市场很熟悉。2007年初中毕业后，他从东北老家前往北京市务工，“那时机会很多，比如在2012年那会儿，中日友好医院的保安一个月有3000块钱，还有伙食补助。”

　　有了前科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出狱后的前两年，虽然底薪不高，但于洋还能找到赚钱门路，那时外卖、同城配送正在快速增长。直到2017年左右，这些行业也开始收紧用人标准，“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为挡在他面前的一道坎。

　　2019年，再次到北京市务工时，于洋听说中日友好医院的保安工资涨到了4000元，每个月的餐补也涨到了800元，但这份工作和他已经没关系了，他可以选择的只有个别准入管理比较松的保安岗位，大概月薪2500元，每天餐补8元。

　　摆在于洋面前的路还有两条：自己做些小生意或找个体户老板打零工。前一条路，于洋尝试过，但失败了，还亏了好几万元。后一条路，于洋摸索了很久，最近终于迎来转机——一位个体户老板愿意给他机会，于洋暂时有了稳定的收入。

　　犯罪：改变人生的100元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洋并不避讳。那是2014年，于洋和一个朋友组织十余人献血，并从献血的营养补助费中抽取介绍费。

　　《新京报》曾经报道过这个案件。2014年6月，于洋失业后，得知某社区准备组织义务献血，遂与“社区管事儿”的商议，他组织人献血，并统一收取献血补助。此后，于洋开始寻觅献血者，并和朋友商量如何分账——这次献血，补助费是每名献血者500元，献血后，于洋拿50元，剩下的由介绍人抽成，最后到献血者手里只有二三百元。公诉机关认为，应以非法组织卖血罪追究于洋等人的刑事责任。

　　于洋告诉记者，彼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就挣了一人50元，一共100元，而且我是通过正规的社区、采血机构献血。”直到上了法庭，于洋才明白，问题出在抽取介绍费这个环节“我当时不知道。我犯了罪我认，承担我应该承担的后果。”

　　警醒：伴随一生的代价

　　节目上，于洋没有对自己的容貌、声音进行任何遮盖、处理。于洋告诉记者，实际上，节目组曾多次向他建议最好打码等，都被他拒绝了，“就求一个真实，骂我就骂我。”

　　节目中，于洋将讲述的核心放在犯罪成本上，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警醒更多人，不要触犯法律红线。

　　作为前科人员，他表示理解公众和用人单位的“偏见”，“你会让一个罪犯给你送外卖、送快递吗?你家大门口的保安有前科你会有安全感吗?”但另一方面，他希望社会能给前科人员中那些改过自新的人一个机会。

　　于洋的经历并不是孤例。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披露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2022年，全国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下降逾三成，2021年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中，近85%以上为3年以下刑期的轻刑案件。有媒体将这组数据解读为中国“轻罪时代”来临。

　　对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指出，如今，我国具有犯罪前科的人群庞大，但其中多数为过失犯罪或较轻的经济犯罪。这些轻罪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大，但他们在回归社会后都会被打上“罪犯”的烙印，犯罪记录伴随其一生。

　　专家：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肖胜方称，现行《刑法》在1979年通过时是“重罪入刑”，但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增加，打击轻罪的范围不断扩大，刑法条文也不断地增加新的罪名。

　　肖胜方接到过不少与犯罪前科相关的生存困难的群众求助，比如一名来自河北省的群众称，自己曾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的刑罚。回归社会后，在求职过程中屡被拒绝，生活窘迫。

　　肖胜方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近5年年均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高达120万人。他认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无法正常融入社会，无疑会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产生阻滞作用。

　　8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文章《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及其制度供给》，讨论如何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文章中，提出了几点关于构建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明确其适用对象为三年以下的轻罪犯，但对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保持“零容忍”等。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两度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在他看来，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预防犯罪，“如果轻罪犯罪前科能被消灭，则意味着这些人回归社会后不会再被社会孤立、抛弃，绝大多数人都会抱着感激之心来回馈社会。”

　　据12月4日《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