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良 绘

　　近期，境外电信网络诈骗话题的关注热度持续攀升，打击电诈犯罪行动更是捷报频传。2022年至今，公安部已累计抓获境外“回流”犯罪嫌疑人5.6万余人。随着越来越多电诈从业人员“回流”，其背后诈骗集团的真面目逐渐被撕开。

　　感到危机被迫转型

　　“你涉嫌偷越国(边)境，请立即前往派出所投案，接受调查……”2022年6月，家住安徽省枞阳县的阿仁(化名)接到一通来自当地警方的电话。对此，阿仁早有心理准备。投案后，阿仁对缅北经历只字不提。直到侄子阿强(化名)等人陆续到案，他才明白事情再也遮掩不住了。

　　2021年2月，急于去缅甸“淘金”的阿仁，在阿强的介绍下认识了“胖子”，后又结识了“胖子”的上家“阿唐”。在“阿唐”的帮助下，阿仁成功和老乡“武松”偷渡至缅甸，并被安排至一个诈骗窝点。

　　阿仁交代，他是到达诈骗窝点后，才发现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顺着阿仁的偷渡网，警方摸排出另外300余名诈骗人员，目前已抓获160余人。至此，盘踞在缅北果敢东城区多年的“翱翔”诈骗集团浮出水面。

　　“公司搬迁过几次，老板是福建省来的一对兄弟。我在公司的时候大概有两三百人，有主管、组长、副组长、组员、后台、后勤。”据曾身处其中的“兰陵王”供述，诈骗集团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还有成熟的诈骗体系。有人负责在社交平台引流，有人负责营造人设“谈恋爱”，组员的“恋爱”节奏、聊天话术都要接受指导。

　　“我们主要的诈骗对象是30岁到50岁情感不顺的女性，我曾骗过一个新疆的7万元，一个浙江的15万元，还有一个在机场上班的47万元……”“兰陵王”对自己的诈骗经历记忆犹新。据悉，该集团的被害人遍布全国，目前已查明的涉案金额高达7500万余元。

　　阿仁前往缅甸时，“翱翔”诈骗集团正处于“转型期”。据多人供述，该集团员工一度达到800人，他们大多于2021年偷渡回国。谈到回国的原因，大部分人给出了同一个理由——2021年4月集团开始“转型”。“‘翱翔’诈骗集团的‘转型’与我国发布的一份文件密切相关。”枞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方文兵告诉记者，2021年6月，“两高一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下称《意见(二)》)，专门规定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诈骗数额虽然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诈骗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诈骗窝点的，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许是这对兄弟提前嗅到了风险，他们转型为对境外实施‘杀洋盘’。”方文兵说，由于实施“杀洋盘”需要一定的语言门槛，该集团大批人员被迫退出，引发了一波“回流潮”。“对于这些‘回流’人员，我们坚持依法严厉打击，从根源上‘断流’，同时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损失。”

　　染病也不能离开园区

　　“真是不见天日啊!”唐某这样形容自己的境外“淘金”之旅。

　　2021年3月，唐某在福建省厦门市一家电子厂打工。在朋友杨某甲的邀请下，他与杨某甲及另一名同伙跟随杨某乙(诈骗窝点组长)前往柬埔寨“淘金”。

　　通过过程颇为曲折的偷渡，唐某与杨某甲、杨某乙一起被送到柬埔寨的一个园区。

　　“公司和宿舍都在园区里，进入园区后基本上不能离开，就连染病时也不行。”唐某供述，自己来到公司后，业务部门负责人给每个新员工发了两三部工作手机，还配置了笔记本电脑，电脑桌面上有大量诈骗所需话术。公司还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业务员上班时间是9时到23时30分，全年无休，若有“大鱼”，还需加班陪客户聊天;在工作时间只许使用工作手机，如有特殊情况，需要高层批准才可使用私人手机;不能用私人手机添加客户微信;员工之间只许用代号称呼，不许互加微信、不许交换真名;所有人必须在指定的地点工作和生活，不能去其他地方。

　　“如果想离开，老板就会把我们卖到其他诈骗窝点。”在衡量利害得失后，唐某等人打消了离开的念头，跟着老板开展了数轮电信网络诈骗。唐某所在的诈骗集团主要运营方式为：先设立虚拟投资APP，再用高薪诱骗被害人充值，在拿到钱后迅速关闭平台。之后，再开设新平台实施诈骗，循环往复。

　　2022年5月，在结束一轮诈骗后，唐某、杨某甲、杨某乙3人被放回国，随后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唐某、杨某甲、杨某乙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至二年九个月不等刑期，各并处罚金。另外，唐某同伙潘某某，帮助洗钱的“卡农”陈某某、李某某也先后到案，均已被判决。

　　“工具人”有罪，“隐形受益人”也违法

　　当前，境外电诈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诈骗窝点趋向公司化、集团化，作案流程严丝合缝，作案手段不断翻新。打击此类犯罪，既要努力解决老难题，也要及时跟进新动向。

　　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慧怡曾办理过多起境外电诈案。她提到了“固定证据”难题：“该类犯罪诈骗地点在境外，隐蔽性较强，再加上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取证较难。”方文兵也表示，很多诈骗人员认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没有什么证据留下，所以在讯问时百般狡辩。由于取证困难、诈骗人员反侦查意识强、提前串供等因素，案件办理初期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破解难题?两位受访检察官表示，在对案件进行整体研判后，可以先从种种反常行为入手，再结合被害人、诈骗同伙的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最终推断是否具有主观明知的故意。“有时候，我们会从个人着手，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先击破少数人的心理防线，再突破整体。”方文兵说。

　　此外，在“回流”的诈骗人员身后，还有一批受益的“隐形人”。

　　在办理“翱翔”诈骗集团案时，办案人员注意到几位诈骗人员的亲属。经查，王某等6人长期接受身处缅甸亲戚的金钱、礼物，包括价值百万元的手表、房产等。经查，他们不仅清楚地知晓自己所收财物来源非法，更有一定的反侦查举动。目前，王某等6人已被公安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诈骗人员近亲属收受、使用这些诈骗违法所得的行为，不仅侵害了相关诈骗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从某种程度上默认甚至是支持了诈骗人员的诈骗行为。他们的行为也涉嫌犯罪，应当被追究责任。”方文兵向记者表示，要向社会传达一个理念——“违法犯罪所得的钱不能收、更不能花。” 据《检察日报》